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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崇禎十二年和十三年地大旱災，山東有類似軍事專制體制的集體農莊，興修水利，合理調控各項地資源。勉強能頂過去，但河南有什麼。只有張獻忠的屢次侵擾，大明總兵猛如虎和左良玉的殘暴搜刮，當然還有好像是沒有盡頭的剝削和壓迫。
崇禎十三年三月間，河南省已經路無行人。百里無人煙，大股大股地流民嘯聚在一起，殺官造反。
在幾年前李自成在河南大會群雄之後，河南地本來再沒有什麼成氣候的亂兵盜賊。可如今幾萬人以上的大團夥就有十幾個，河南地除卻靠近北直隸和靠近湖廣兩處的州縣之外。其餘地地方都是亂成了一團。
官兵和地主士紳們都是呆在城池之中。依靠黃河和伊水等大河的運力保持進出，依靠城池地工事來確保安全。
河南上下對這些大夥盜賊地態度是，只要是在鄉間的話，就當做不存在，官兵能剿滅則剿滅，不能剿滅則不予理睬，每天只是一封封的告急文書發到朝廷去，可朝廷在湖廣四川一帶、北直隸錦州一帶。集中了大明七成左右的兵馬。根本抽不出什麼餘力來剿滅，只能是坐任橫行。
但情況即便是如此的危急。卻沒有人想緩和這樣的局面，土地兼併，無節制的稅賦收取，這些惡政沒有人想著去改善。
曾有某士人建言朝廷，建議朝廷中樞均田地，抑制兼併，卻被崇禎皇帝駁斥說道：此策人情所不容。還有洛陽府某官言辭懇切的勸福王能否減低王莊田地地田賦和徭役，卻被福王喝罵道“我朱家田地，我朱家子民，孤如何做，關卿何事。”
本來楊嗣昌給崇禎皇帝地諫言裡面說道，湖廣和四川對張獻忠和李自成羅汝才的圍剿，不僅僅是圍剿這幾名大賊，而且在剿滅大賊地同時，震懾天下的賊人宵小，讓他們不敢有妄動的心思。
誰也沒有想到，張獻忠的大敗，羅汝才的走投無路，對河南的平民百姓絲毫沒有什麼震懾的作用，反倒是鬧得更加厲害。
幾萬人以上的大團夥之中，比較著名的有“宋江”和“李振海”“破天王”等等的大股，既然羅汝才用“曹操”作為綽號，那用“宋江”就也不算稀奇了。
河南地這些嘯聚的亂民中，有三四股是陝西老八隊，也就是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在河南活動的時候留下的殘餘。這些人的實力最強，也最有戰鬥力，聚集起來的民眾也就是最多。“宋江”說不上是最大的，也說不上是戰鬥力最強的，但卻是打敗仗最少的，而且他還堂而皇之的出現在朝廷的征剿旨意之中。
因為從崇禎十三年的二月開始，“宋江”這一夥就開始在開封城周圍活動，有幾次城頭上的官兵都能看到“宋江”部的人馬，結果開封城眼下白天開放城門不敢超過三個時辰，稍有風吹草動就立刻是緊閉城門。
要知道河南大災，本地的收成滿足不了本地的需要，必須要依靠黃河水路上的補給，可“宋江”這夥人這麼整日間出沒在城池周圍，城外的糧食和給養補充不進來，城內可是日間的窘迫。
而且“宋江”這夥賊兵在開封城周圍可是實實在在的嚐到了甜頭，如今河南大亂，居住在城池的周圍，在緊急的時候可以朝著城內跑，安全性比起鄉下那些土圍子要好很多，而且城內的物資豐富，在城外的生活也比在鄉間好些。
這樣就有大批還有些資財的平民百姓，甚至是小地主居住在城外，這些人好歹比那些出了一條命之外沒有東西可搶的農民要肥許多，“宋江”幾次來回都是頗有收穫。
偏偏守衛開封城的副將陳永福，此時正在南陽府守衛大軍的後勤輜重，開封城極為的空虛，好在這周王和一毛不拔的福王大不相同，這名藩王捨得花錢出糧，動員起來城內外的大批壯丁據城而守。
用民兵守城，雖然到現在還沒有出什麼漏子，可總歸是讓人不放心，更準確的說是心驚膽戰，周王幾次派出使者，去往京師求援求救。但崇禎皇帝已經是被韃子的那次入塞嚇壞了，北直隸的兵馬雖然眾多。卻一個也不想派給河南。
南直隸的兵馬在鳳陽、廬州、安慶一代全力的戒備，也是抽調不出來一點兵馬，山西地邊兵一是消耗在前幾年和蒙古還有女真韃子的戰鬥之中，二來要戍守大同關口。同樣是無法抽調兵馬。
至於湖廣、陝西地兵馬，則還在湖廣、四川一帶追剿張獻忠和羅汝才，也是無法抽調。
這件事情說起來頗為的有趣，山東的兵馬幾乎是被所有人無視了。當日間韃子入寇北直隸和山東的時候，楊嗣昌調動兵馬有誤。又和太監高起潛合夥逼死了主戰地督師盧象升。事後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