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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的組織的支援和幫助。應胡志明的邀請，周恩來、張大雷、陳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領導省港大罷工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別政治訓練班講課，當時周恩來是中共廣東區委常委，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利用這個條件，胡志明在舉辦訓練班的同時，還挑選了一些優秀青年到黃埔軍校進修，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學習軍事、政治。黎鴻峰、黎廣達、武鴻英、張雲嶺就分別是黃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學員。後來他們都成為越南武裝鬥爭的中堅力量。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創立和特別政治訓練班的開辦，像磁石一樣吸引著越南革命青年。許多越南青年衝破了法國殖民者設定的重重障礙，或從海路，或從陸路，來到廣州，來到胡志明的身邊，參加訓練班，加入同志會。他們之中有陳富、阮良陰、黃文歡、范文同等，黃文歡是1926年到廣州參加胡志明主持的政治訓練班的，當時，他和一批越南革命青年，避開了法國殖民當局的哨卡，翻過越中邊界的幾座山頭，來到廣西的龍州，再從龍州乘小火輪經南寧、梧州去廣州。黃文歡回憶說：“那時候，中越兩國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親如兄弟。當時政治訓練班沒有飯堂，我們每天都來農講所吃飯，常常和中國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另一名學員黎孟楨回憶說：“訓練班結束時，我們都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我們瞻仰了範鴻泰烈士墓，並在墓前宣誓：‘我們即使犧牲生命，也願為祖國效力。’隨後，大部分學員回國。”
胡志明在廣州舉辦的政治訓練班，在越南革命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為越南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這些骨幹在學習結束後，有組織地秘密回到越南，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和組織群眾，壯大革命組織，開展抗法鬥爭，從而推動越南革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到1923年底，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在各地發展的會員已經有2000人。
而這個時期，在越南國內，工人階級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從1919年到1929年的10年間，越南工人階級的人數由10萬增至20萬，工人群眾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運動也在全國各地興起。如1928年2月，西貢冰廠和堤岸碾米廠工人的罷工；3月，海防法亞石油公司工人罷工；4月，祿寧橡膠園、邊水林業公司、海防水泥廠工人罷工；5月，西貢“波戴”公司工人、河內麵包公司工人罷工；11月，南定紗廠工人罷工，到1929年，工人運動更加高漲，罷工鬥爭接連發生，而且波及到了農村。許多地方的農民舉行遊行示威，要求減輕謠役和租稅。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越南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時機已經成熟。
1929年，在越南北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一些成員組成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並給自己確定了籌備成立共產黨的任務。1929年5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在香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越南北方代表團，提出瞭解散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建議。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大會的採納，北部代表便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決裂，退出大會，回到越南，於1929年6月成立了印度支那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總部決定另建一個共產主義組織，於是，安南共產黨於1929年10月成立，其成員主要是南部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會員。而原來活動於中部和南部屬於“新越黨”的一部分進步分子，也組成了新越共產主義聯盟。這個組織於1926年6月成立，1930年1月改稱“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
這樣，從1929年下半年起，在越南就有三個共產主義組織各自活動。它們都自認為只有本身才是真正革命的。這三個組織互相攻奸，競相爭奪群眾，並且都設法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絡。顯然，這種情況不利於革命鬥爭，只有把這三個分散的組織統一成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黨，才能有效地擔負起領導革命的任務。共產國際看到了這種分裂和宗派主義將會給越南的革命帶來的危害，及時地向越南各個共產主義組織發出了一項重要指示。指示說：“當工農群眾運動正在日益發展的時候，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對印度支那的前途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全體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務是成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一個具有印度支那的群眾性質的黨”。
隨後，胡志明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於1929年10月由泰國赴中國香港，準備以共產國際東方部委員和東南亞司負責人的資格召集會議，將越南的三個共產主義組織統一成一個共產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