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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越南的失敗大部分責任要由國去議員承擔，因為正是他們剝奪了總統——先是我，後來是福特總統執行和平協定的權力，正是他們拒絕向南越人提供他們為了在平等地位上應付北越攻勢所需要的軍事援助。
“但是，國會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勢所左右。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這些關鍵年頭，美國領導人沒有拿出能夠獲得勝利的戰略。相反，他們先是破壞了一個強大的政權，後來又把一批又一批的美軍和物資源源運往南越，勞而無功地支援後來幾個軟弱的政權。他們欺騙了公眾，他們口口聲聲說，我們正在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從而為以後的失敗主義和蠱惑民心的宣傳準備了條件。人們對美國人民說，戰爭勝利在望，然而戰爭卻需要作出越來越大的努力，而戰況又沒有明顯好轉的跡象，這就不能指望美國人民繼續無限期地支援這樣一場戰爭。
“如果美國堅持到底，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證1973年1月23日的和平協定得到遵守，蘇聯領導人本來不會那麼想在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侵略性試探，我們的友邦和盟國對於美國意志的可靠性和美國力量的有效性也不會那麼懷疑。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民在回顧10年來在越南犧牲的人員和損失的金錢時可以感到驕傲，而不會感到遺憾和失望，這種遺憾和失望心情使許多人甚至在可能涉及美國切身利益的時候也說：‘不要採取任何行動——不要再打越南戰爭了。’”
亨利·基辛格（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
“越南問題也許是一場悲劇，美國本來是根本不應該闖進去的；但是既然闖了進去，作為一個大國就不能狼狽不堪地逃脫出來，而是應該走得光彩體面。”
“60年代中期美國大規模戰爭升級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河內在印度支那發動戰爭，從而在美國造成了動亂。”
詹姆斯·威廉·富布賴特（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越南問題是一場大悲劇。當你去掉所有左右美國政策的自以為是的原則以及地緣政治理論等後，你就會不得不論及其功績。假若說在越南問題上有什麼功績的話，從來就沒有多見過。
“60年代以前我很少考慮印度支部問題當肯尼迪總統上臺時，在越南的美國軍事人員不到1000人。他們在那兒是軍事顧問，不捲入戰鬥。我覺得國會中當時誰也沒有對印度支那表示關注。就我所知，外交委員會中沒有人到過印度支那。
“但是，到1964年，形勢很明顯地急劇惡化。8月5日，約翰遜總統將我和其他國會領導人招到白宮，他告訴我們，北越海軍艦艇在未受到挑釁的情況下公然違犯海上航行自由，在東京灣向我兩艘驅逐艦進行攻擊。我們被告知，美國受到了攻擊，在這樣的時刻，形勢需要我們緊急、迅速地表明國家的團結，總統的態度很明顯，假若胡志明看到我們的決心和團結，他就會謀求和平，坐到會議桌前，透過談判解決所有問題。這就是約翰遜總統為東京灣決議案提供的基本前提和辯詞。
“根據我以往的經驗，又很清楚，接受這種說法是一個大錯誤。但是在整個冷戰時期，國會很長時間內在任何可能出現的、或斷定的緊急情況下，都對總統持默許的態度。這也是我們會輕易上當的部分原因。當時很少考慮有人對我們說謊。
“總統將東京灣決議案起草後送交國會。決議案首先提交給眾議院，並一致透過，然後交給我，我作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要向參議院介紹決議案，並完成表決程式。
“回想起來，我明顯地犯了一個錯誤。我應該舉行聽證會，詳細地對其進行審查。但我們卻要為其辯解，決議案的全部份量都是心理上的，任何不和或猶豫都會破壞可能給北越人造成最強的、心理上壓力的目的。決議案所表達的是和平途徑，而不是戰爭。
“我們當時也處在1964年總統竟選的中期。我認為約翰遜是和平的締造者，他曾發表講話，反對將我們的年青人送往越南。另一方面，我想到戈德華特，他是一個好戰分子，曾威脅要扔原子彈。毫無疑問，這一切都影響了我的態度。猶豫不決，對政府的建議懷疑，都會露出損害總統、不承認其為國家領袖的態度。同時，我也是林登·約翰遜在阿肯色州競選活動的主要組織者。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1967年對1964年8月的東京灣事件進行了不遺餘力的調查。這項獨家調查表明，在東京灣決議案前，政府已確定其政策。他們已經決定，如果他們不得不行動，政府就要進行干涉，並動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使胡志明屈服，制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