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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中國的和印度的三大模式。梁漱溟就舉例比較過這三種文明的不同之處，他說假如人的意欲是以屋遮身，而實際面對的又是一間破屋，這時，西方人會推倒破屋而建新屋，中國人會小心翼翼地修茸舊屋，而印度人可能會乾脆放棄以屋這身的慾望。他和梁啟超一樣，根本不相信不同文化的交融會產生出新的文化。他是一位頑固而虔誠的東方文化的守望者，以一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新著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而一度狂飈突進的郭沫若，也曾帶著兒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誦著泰戈爾的詩，渴望人類能在皓皓的月華下，重新回到純潔的孩童時代。
徐志摩一度成為二十年代最走紅的風流詩人。他常和一些年輕的文人，在杭州和常州的風景區閒談、郊遊和歡宴。翟秋白也不時放下在上海的工作，趕來參加他們的聚會。因為他的叔父瞿菊農早已成了徐志摩的好友。雖然兩個人的觀點完全不同，但他們還是友好地見面那還是1923年10月的一個下午，徐志摩剛在西子湖畔吃完午餐，正與一班朋友談論斐德的《詩論》。他對翟秋白蒼白的臉上那種明顯的病態感到震驚，一種憐憫之情油然而生。而年輕的革命家霍秋白也充滿擔憂地望著這批小布林喬亞，他認為這些青年朋友完全生活在虛幻的意境裡，沉迷於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感傷小說中，他們崇拜泰戈爾，相信愛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種虛幻的田園詩般的膚淺說教。這種生活與一個充滿剝削和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是格格不入的。他們似乎把世界看得如同西湖一樣美妙了，他試圖喚醒他們，西湖的平靜只是虛幻的晨霧，很快就會散去。
泰戈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了中國，他是應徐志摩、梁啟超和張君勱以講學社的名義邀請來華演講的。在此之前，徐志摩隨同一批文友遊覽了常州城外的天寧寺。寺內的鐘聲、磬聲。鼓聲、佛號聲，匯合成一種寧靜的聖靈之光，他在一種異樣的意境裡聽到了詩哲的召喚。他終於寫下了一首氣勢磅礴的讚美詩，作為獻給泰戈爾訪華的前奏曲。
我聽見了天寧寺的禮懺聲！
這是哪裡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鍾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裡，
迂緩的，漫長的迴盪著，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合了，無數相反的色彩淨化了，
無數現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鍾，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諧音磅礴在宇宙
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哪裡來的大和諧——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籟，真生命的
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裡，
在耳鬢邊，在官感裡，在心靈裡，在夢裡，
在夢裡，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綠草，慈母溫軟的胸懷，是
故鄉是故鄉
光明的翅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裡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
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泰戈爾由徐志摩陪同一路講演。雖然他受到了許多學生的尊敬，也常常應邀出席小型宴會的款待，但是，從一開始他的訪問就招來了一些嘲笑和抗議。就在他抵達上海的那一天，現代小說家茅盾在報紙上正告那些湧向碼頭的歡迎者，千萬不要被他的“東方文化”和“靈魂的樂園”等說教所迷惑。這位當年的北大學生激昂地呼籲：
“我們以為中國當此內憂外患之際，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專制的雙重壓迫之下，惟一的出路是中華民族的國民革命。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惟有像吳稚暉先生所說的‘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們也趕鑄了機關槍打回去’，高談東方文化實際上等於‘誦五經退賊兵’！而且東方文化這個名詞是否能成立，我們還懷疑得很呢！”
正在全力以赴發動工農運動，爭奪城市暴動領導權的陳獨秀先生，也直截了當地把泰戈爾、梁漱溟和張君勱放在一起抨擊了一通。他稱這夥人所做的，無非是想讓我們再回到木版印刷、獨木舟和獨輪車的時代。還諷刺泰戈爾是頭看似最大、自視過高而又最屈從、最麻木的大象。連那位曾在給小兒子阿和的詩中，讚美過泰戈爾的郭沫若也開始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他也像魯迅一樣，借用醫學的語言諷刺說，泰戈爾的思想不過是有錢和有閒階級的嗎啡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