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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比如“社會主義”一個
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
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
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
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
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
險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
人知道這一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
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
“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
過激派到了中國”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
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
“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
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
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
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
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
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
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這都由於
一個懶字。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
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什1都應該
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
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
口頭禪。
李大釗一回京就看見了胡適的文章，儘管他以溫和忠厚著稱，但覺得對方公開衝著他而來，心裡真有點生氣正好這天張國燾和鄧中夏來他家，李大釗就提高嗓門說：
“胡適真是胡說，不懂主義，怎麼研究問題呀？”
鄧中夏想起了一個笑話，嘴巴就咧開胡適在北大被稱為最好的教書匠，加上一張能說會道的嘴，講的比寫得更好。偶爾說癮大發，白話口語，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顧有一回他一口氣在黑板上寫了“孔說”、“孟說”，越說越來癮，最後當發表自己意見時，竟在黑板上寫了“胡說”，惹出了一場“鬨堂聽胡說”的大笑話。
張國燾卻揚言要親自上胡適家辯論，說讓他也看看青年布林什維克的鋒芒。
李大釗寬厚地擺擺手，說：“胡先生是主張學術討論的，在北大平時只有我愛談點主義，還是由我來迎接挑戰吧！”
李大釗的《再論問題和主義》在《每週評論》發表那天，胡適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飯，旁邊坐著傅斯年和羅家倫。八月的天氣格外悶熱，胡適讀完後眉頭緊鎖，半日不語。他在心裡哀嘆了一聲，守常是有些誤會了，儘管他的語氣比那位藍志先客氣。藍志先是梁啟超研究系的文膽，也是北大同事。他見了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