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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屬越南），永樂年間入宮。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內城城池的最後建設，包括城門樓、月城、城濠、橋閘等。北京內城的建設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洪武時徐達、華雲龍對元大都的初步改造；永樂年間建都時的各項建設，主要是宮殿郊廟建設；最後為正統時建築的完善階段，而城池及各種輔助設施的完備和完成，是這一時期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阮安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正統元年（1436年）十月，太監阮安受命修建京城九門城樓，在此之前北京的城牆上所開九門只有城門洞，沒有甕城、城樓等建築，有的城門連官軍值班所用的鋪舍也沒建。《明實錄》說“京城因元舊，永樂中雖略加改葺，然月城樓鋪之制多未備，至是始命修之”，意為北京的城牆基本沿用了元大都的舊牆，永樂時只是進行了少許的改動和修理，而相應的輔助設施都沒有，到這時才命阮安等修建。
這裡順便說明的是，永樂時政府沒有把全部建設完成，主要是由於財力所限以及頻繁的北征，“太宗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沒有時間去做了，而他的兒孫仁宗、宣宗做皇帝時，也沒去完成相關建設，除經濟原因外，主要由於這兩個皇帝都不太想把北京作為國都，特別是仁宗，他登基後就為還都南京進行了許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進一步建設遭遇暫停，是很自然的。所以，阮安受命修建，就政治背景而言，是英宗（宣宗之子）以及當時的統治核心已最後決定以北京為國都了。
阮安是個出色的建築師，並且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永樂時其才華逐漸顯露出來，“目量意營，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他無需查閱資料，只憑實地觀測和思考，所制訂的建設方案就完全能達到各方面的要求，而主管建築的工部官員只需奉行就可以了。但是，高超的業務水平，並不是他得以承擔這次任務的唯一原因。
當時，京城中在業務上有能力承擔此工程的，並不止阮安一人，還有一些水平很高的建築師，其中包括工匠出身的工部侍郎（大致相當於建設部副部長）蔡信。蔡信在北京的營建中展示了他建築上的才能，因表現突出積功升為工部侍郎，他是明代第一個工匠出身的“副部級”官員。當英宗決定完成城池建設時，工程負責人的首選應是蔡信，但蔡信認為，此項工程浩大，至少要從全國徵調18萬民夫參與施工，否則是完不成的，而建設資金及從各地採集的建築材料也需龐大數目。如果按照蔡信的想法去做，不僅政府的經濟負擔加重，還將使大範圍民眾的正常生活被騷擾。顯然，朝廷是不願意這樣的，於是選擇了阮安，因為阮安所施行的方案更有可取之處。
史料中對阮安的施工排程是這樣介紹的：“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施工人員主要取自在京師訓練的軍卒，將其中的1萬多人操練停止，增加其月糧，安排好班次，每人增加月糧一斗，鹽每月一斤；建築費用和材料不再另外僉派，只使用官府積存的，永樂時營建北京剩餘了大量建築材料，此次均被派上用場。需要說一下的是，施工中的技術人員即軍匠和民匠是另外計算的，它們不包括在徵用的人中，因為每年京城固定都要使用數千名各地的民匠，用於京城各項施工，這些人稱作輪班匠。如果將這些人算進去，整個工程的投入人數應該在2萬以上。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蔡信所需人數，從中可見阮安的工程組織能力。另外，阮安並不是讓九門同時興工，而是依次營建，這就使較少的人員完成這樣大的工程成為可能。
最早開工的是西面的西直門和平則門（平則門不久改稱阜成門），時間是正統二年（1437年）正月；第二年營建的是東直門、朝陽門、德勝門等，最後完成的是正陽門等，時間是正統四年（1439年）四月。整個工程包括門樓、城濠、橋閘三部分，具體為：正陽門正樓一座，月城樓中左右各一座，崇文、宣武、朝陽、阜成、東直、西直、安定、德勝八門各正樓一座，月城樓一座。城牆四角各立角樓一座。所謂正樓就是城門樓，今日可見者如正陽門樓（前門樓）；月城樓就是俗稱的箭樓，如倖存的德勝門的箭樓；角樓今日可見者只有內城東南角樓，在今北京東站附近。護城濠的整治包括河道疏浚、河岸的修整、砌築。另外，九門外原來都是木橋，此次全部改為石橋，同時設定九道水閘。
隨著整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