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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時隔不久，風光無限的劉瑾卻經歷了一次政治風波，險些喪命。原來，朝中大臣對劉瑾等人引誘年幼的皇帝盡情玩樂卻不理朝政非常不滿，數次上書請求處死劉瑾，武宗置之不理。這次，戶部尚書韓文率領諸位大臣再次上書，措辭中肯而嚴厲。武宗因在劉瑾等人的伺候下長大，對他們頗有感情，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想將八人明正典刑，派宮中的司禮太監王嶽等人到內閣與閣老商議著將他們安置在南京閒住。內閣大臣中除李東陽言語曖昧外，謝遷、劉健都態度堅決。王嶽這個人向來忠誠正直，心中憎惡劉瑾等人的行徑，就把大臣們的意見都轉告給皇帝，並說大臣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武宗見群臣意見一致，也無可奈何。韓文等人商議，決定於第二日伏闕面爭，務必將劉瑾等人除去，然而吏部尚書焦芳卻將此計劃告知劉瑾等人。劉瑾見大勢不妙，遂與其它人於當晚找到武宗，環跪其旁，痛哭流涕，哭訴十幾年來他們對武宗的忠心與恩情。武宗為之感動，決心有些動搖。劉瑾見狀，指出害他們的人是王嶽，王嶽想勾結朝臣除去劉瑾等人，目的是為了限制皇帝的自由。生性叛逆頑劣的武宗頓時大怒，當夜命人收拿王嶽，令劉瑾掌司禮監，馬永成、谷大用分掌東、西廠，由此形勢大變。第二天，群臣已知事不濟矣。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乞休，武宗只批准謝、劉二人，獨留李東陽。劉瑾掌權後，藉故將韓文罷職，其他合謀者多被排擠出朝廷，同時讓焦芳入閣。群臣與劉瑾的第一次鬥爭，以劉瑾的完勝結束，同時也標誌著劉瑾權傾朝野的開始。
宦官專政成為明朝重要的政治事件。明太祖朱元璋是個權力慾望極強的人，罷丞相、設六部，逐漸加強了中央集權，國家之事把持在皇帝一人手中，群臣尚不能參政議政，宦官就更不得干政了。終洪武一朝，無宦官干政的現象。永樂朝情勢為之一變。靖難之役時，大批宦官投奔朱棣，報告朝中虛實，為朱棣奪取江山立有功績。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逐漸委以重任，但仍未參與政事。宦官干政始於正統朝，如王振、曹吉祥等人，後來有成化朝之汪直、正德朝之劉瑾、天啟朝之魏忠賢，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明代宦官主要利用司禮監干預朝政。劉瑾此次反敗為勝，一躍登上了司禮監的寶座。明代內府分為十二監、四司、八局，合稱二十四衙門。司禮監為二十四衙門中最為重要的機構，具有代表皇帝“批紅”的權利。每日皇帝親批數本外，例由司禮監太監分批，然後交給內閣執行，王振、劉瑾、魏忠賢等人皆因執掌司禮監而權傾朝野。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劉瑾以皇帝的名義宣群臣跪於金水橋南，將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列為“奸黨”，榜示朝堂。在一番威懾鎮壓之下，劉瑾的地位得到了鞏固。王公大臣莫敢逆其意志，多私謁其門，見面之時行跪拜大禮。凡內外奏章，先以紅紙送報劉瑾，號“紅本”，然後用白紙上通政司，號“白本”。有一次，都察院奏章誤寫劉瑾名諱，劉瑾大怒。都察院只好全體登門謝罪，叩頭觸地，捱了一頓大罵之後事情才得以平息。
劉瑾發明官吏罰米法。所謂罰米法，就是對因公失誤的官員罰一定數目的米穀。劉瑾此法，一是討好視財如命的武宗，二是藉機打擊報復反對他的官員。如劉瑾以前戶部遺失文冊為由，罰韓文米一千石，並運輸到大同。韓文清廉自守，被逼得傾家蕩產。劉瑾更是利用特務機構刺探官員的隱私。在東廠、西廠外，他新設內行廠，自領之。內行廠緝查的範圍極廣，就連東廠、西廠亦在偵緝範疇之內，朝中官員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中。閣臣王鏊，為人正直，但對劉瑾的橫行無計可施，退朝後常獨自嘆息。一日，劉瑾突然問他身居高位為何常常嘆息。王鏊才知道身邊有劉瑾的密探，自己已為劉瑾所不容，遂乞休歸鄉。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某日退朝之時，有人在御道上發現一疊文冊，原來是一封歷數劉瑾不法事的匿名信。劉瑾盛怒，盡留百官跪於奉天門前。時值盛夏，烈日當空，天氣燥熱，先後有十餘人暈倒。太監李榮趁劉瑾入內休息，偷偷把冰鎮的瓜分給大臣們吃。太監黃偉實在看不下去了，對百官說：“這匿名書所說的事是為國為民，上書的人自己承認也不失為好漢，為何要牽累他人？”劉瑾聽到這一語雙關的話更加生氣，當日就將黃偉逐往南京。直至傍晚，仍無人承認，劉瑾將五品以下的官員下鎮撫司詔獄嚴加究問。後來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可憐刑部主事等三人因飢渴酷暑暴死。
劉瑾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鉅貪。權重之後，他大肆收受賄賂，甚至公然索賄。最初受賄額不過幾百兩，後來多者達到數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