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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北凌說,“早期出國的人,幾個不被折騰得死去活來?記得有句話特逗,面對死不放人的單位領導,人乾脆放下一切尊嚴說:頭兒,您就只當我是個屁,把我放出去算了!”倆人都樂了!
王曉野接著說,“在紐約工作時,我的英國老闆查爾斯問我對美國的感受。我說美國好像是上帝特選了讓各國人來開眼和避難的,其憲法就是中國人崇尚的中庸之道的絕妙體現,‘綱舉目張’裡的‘綱’舉了,‘目’自然張。不過美國的公路鋪完了,電話裝完了,政體和民生都很穩定,總之該辦的事都辦得差不多了,和我沒太大關係。中國卻正相反,到處都在修公路、蓋房子、裝電話、搞改革,全國就像個大工地,我怎麼覺得那兒的事樣樣都和我有關係啊?”
“你怎麼沒跟他說,那兒掙錢的機會也多多了,而且你滿口洋文也顯得牛逼多了!中國人就崇洋媚外啊!”張北凌故意逗他。
“查爾斯一聽真來了神!那時香港因為九七回歸而導致股市大跌,可公司在香港有個合資企業,港方股東因為對九七回歸毫無信心而決定撤資。所以公司面臨三種選擇:跟著一起撤、或者再找一個股東,或買下對方的股份。”
“那你給公司的結論呢?”張北凌問。
“當然是買下對方的股份。我不僅理論上如此認為,而且身體力行地要求離開美國,馬上到香港工作!”
張北凌說,“我還想到美國去看看呢!最好在那兒工作幾年。而你們卻一個個都回來了。”
“可這一點兒也不矛盾啊!沒去的接著去,去了的回來,互通有無才正常嘛!就跟那沒結婚的在忙結婚,結了婚的忙離婚一樣。人不就忙這麼點事兒嗎!”王曉野笑著說,“順便問一下,聽說你們要搞百年校慶,那你覺得該慶賀什麼?”
張北凌苦笑著說,“不是說愛國主義麼?據說這就是北大的傳統。現在北大早就與時俱進,不僅是名牌大學,而且是一個以行政和後勤為主導的政府單位!但願蔡元培時代的香火還沒完全斷掉。至少我還算個北大的種吧!你看我是不是還有點批判精神?”
“可你又有多少批判的自由呢?”王曉野說,“說到自由,其前提肯定是獨立思考。可我們一生所受的教育,是無窮盡的背誦、考試和服從;所以我早已習慣了思想陽痿!法國那麼自由,可薩特還說:我們和學校的惟一關係,就是砸爛它!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也挺幸福的,因為我們自以為拿到文憑就成了知識分子。”
“這得看如何定義知識分子。依我看,只要失去了獨立批判和創造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頂多只是個知識工匠,在市場上倒買倒賣道聽途說的觀念,用學到的技能謀生而已。如果只顧謀生而不追求真理,還能叫知識分子嗎?比如在某一領域拼命考試,學一種老百姓不明白的規則,便成了所謂專業人士。我們現在乾的就是這檔子營生?”張北凌又開始尖刻。
“問題是,不這麼幹就沒飯吃啊!法國人班達好像對知識分子的定義表達得更有意思,他的大意是,知識分子在本質上不追求實用目的,只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領域中尋找樂趣。簡而言之,就是在務虛中找樂。可我一天到晚都在拼命務實,看來只能掙到知識匠人的那點實惠了。怪不得我怎麼折騰也不快樂,肉慾的快樂趕不上女人,形而上的快樂又趕不上藝術家,更趕不上古人,咱們連追逐快樂的時間都沒了,只剩下壓抑自己和壓抑別人的單調重複了,還美其名曰:務實!”王曉野開始自嘲。
“你要不是銀行家,倒挺像知識分子。薩依德就把知識分子劃分為‘流亡者,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你業餘夠格,可惜不夠邊緣,因為你畢竟是商人,商人是天生的妥協主義者,其利益永遠大於原則,而知識分子以追求真理為惟一目標,是永遠的反對者,甚至不惜為反對而反對。”張北凌在思辨上殘忍的風格依舊。
海龜土鱉 一(2)
“有意思!怎麼聽起來像陰陽之道啊!陰陽因彼此對立才有意義,而且處於動態的平衡,如同生死一樣。不過按照薩依德的定義,商人想當知識分子是沒戲了,哪怕‘儒商’也沒戲,因為他們的角色首先是商人,首先要獲利。”
張北凌笑著說,“咱們倆一個從商,一個從政,都不敢對權勢反抗,看來都沒戲,還是趁早拋棄當知識分子的幻覺為妙!”
“所以真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畢竟是少數。不過,如果知識分子是唱反調的主角,咱們是否可以當個知識分子的票友呢?唱反調的人在中國太孤獨了,得有人捧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