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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現在，虹虹越來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間的隔膜似乎越來越深，距離也越來越難以彌補，見了面，除了互相說幾句“吃飯了嗎？”“早點睡吧，”“注意彆著涼。”之類的廢話，幾乎連一句正經話也沒法談，一談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寧。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無論“左”還是‘右“，都喜歡極而言之。如果僅此，還可以慢慢引導，慢慢說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諒的，卻是她身上那種過去未曾有過的個人主義的東西，赤裸裸的自私，無掩飾的自私。虹虹過去不是這樣的，她就是在當紅衛兵發瘋的時候，心裡也還有著許多火熱純潔的嚮往，這十年的顛雲倒霧，一下子把人擰到反面去了，從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對自己人生道路上這一串左右搖擺的腳印，虹虹自己並不覺察，也懶得反顧一下。可他做父親的卻是看得再清楚不過了，跟她說，她還不以為然，總是從鼻子裡笑一笑，做著不屑一答的神情，彷彿說：”瞧，您又來了。“幾次都搞得他極不愉快。說真的，他倒寧願虹虹的思想重新復歸到少年時代的狂熱和盲從狀態中去，只要國家的政治形勢穩定，這毛病並不難因勢利導，改過來，他實在不願意看她這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嚴厲，太簡單了，惹得孩子不願意同他討論事情？做為父親，他是愛虹虹的，可這愛的確只停留在內心深處，很少表露出來。孩子是不是沒有感覺到？仔細想想，也是，就從他恢復工作以後算起吧，他就沒有真正幫虹虹辦過一件事，連和孩子們在一起親熱的時候也極少，虹虹會不會因此生怨？看來也不全是，如果說，在“四人幫”時期虹虹的煩躁常常是不滿於自己和家庭的處境的話，那麼現在，她還有什麼不滿的呢？說到底，個人主義不得了，永遠沒有知足的時候。
前些天，虹虹請她劇院裡的一位院長來家裡吃飯，他在飯桌上無意間問了幾句劇院黨組織的狀況，結果那位副院長誤會了，以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組織問題，忙說了些許願的話。
他聽了倒也沒說什麼，如果虹虹真的在單位裡好好工作，把組織問題解決了，倒也是件好事。
前天，那位副院長又給他來了封信，說解決虹虹的組織問題關鍵要過黨小組和黨支部這一關，可虹虹在劇院裡——當然，信中的措詞是含蓄婉轉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劇院裡的群眾關係不好，而且到現在連入黨申請書也沒寫，希望家裡能配合點點她。他當即找虹虹談了，一個青年，政治上對自己總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嚴格約束自己，高標準衡量自己，高標準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眾關係這一項在內，而搞好群眾關係，又首先要從反對個人主義做起他說了將近半個小時，說到後來連自己都有點動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這名字了嗎，我原來起的是繼承的繼，紅色的紅。這麼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時候，爸爸也還想著，我是革命的，我的後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歷史總會證明這一點。”他對虹虹是懷了多麼大的期望與寄託啊，他的老淚都快要掉下來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這些充滿了父愛的話不會使她無動於衷的，他就是這麼一廂情願相信著自己的判斷。他還記得市裡的一位團委副書記在大會上講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在粗野的、著破紅塵的外表下，潛藏著一顆並未完全凍僵的 心，他相信虹虹也沒有凍僵。可是虹虹，他萬萬沒有想到虹虹竟然 會那樣傷他的心，她怎麼會這樣呢！
“爸！您別管我的事行不行產‘她皺著眉頭跺腳，簡直有點氣急 敗壞的樣子，”市民盟的人剛找我談過，都同意我參加了，要是知道 我要入黨，人家就不收了。回頭黨再入不了，參加民盟的事又吹 了，我幹嘛呀！“
“什麼！”他大吃一驚，“你要加人民盟？這種大事，怎麼也不先跟我說一下，不問問我的意見？”
“我多大了，什麼事還都得先跟您說呀？”
“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產黨，你是共產黨的後代！”
“爸，你不瞭解我們文藝界的情況，參加民主黨派可吃香呢。再說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是中央的精神，您還是市委書記呢！”
“你這是··，”他無言以對。要再說，虹虹還會講出一大套“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的統戰工作的方針政策來堵他的嘴。
他不知道該怎樣來回那位副院長的信。
施萬雲很沉重地在屋子裡踱了兩趟。屋子很悶熱，暖氣燒得太過火了。據說這一排“復辟房”的暖氣是全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