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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木頭的大卡車來到林業局所在地太白縣。第二天駕駛著吉普車到山頂看作業面，一開就是上百里地，最後爬到了2500多米高的山腰。這時的秦嶺，銀裝素裹，寒氣襲人。在那皚皚的白雪中我看到了一片白樺林。下車走進這片樹林，金絲猴在樹上跳躍，陽光將樹林照射得五彩斑斕，落葉和枯草遍地。我望著這稀疏的林木，心裡不禁問到：這哪裡是茂密的大森林？這樣的林木還值得開採嗎？還值得開山劈路，為了取得這麼一點價值而耗費那麼多成本嗎？
同車的林業局生產科長說，是啊，越往高處，難度越大，採伐成本越高，從經濟角度來說就越不合算，從保護生態角度講更不合算。但沒辦法，這一帶的水杉林已經採光，2500米以上的山地只生長白樺林。我當時的思想是既然白樺林的經濟意義已經沒有多大，那就趁早停採，留下這點白樺林發揮它們的生態價值。後來的結果怎樣，我不知道。林業局的電鋸響到幾千米的高度我也不清楚。反正這是一部中國生態破壞史。自從秦嶺南坡的林木被砍光之後，漢中盆地上的水災便接連不斷。夏天大雨過後，百川匯流，立刻便在安康一帶匯成洪峰。自80年代以來，安康的水患便沒有一天停止過。2000年夏天，安康又遭受了一次慘重的洪災。
直到今天，中國才開始了對森林的重視。但是在80年代初，象我寫的那種環境報告，新華社內參，根本不被注意。人們注重的是產值、產量。各地領導包括宣傳部門，所不遺餘力倡導的是經濟增長，脫貧致富。至於說如何科學的脫貧致富，在那個飢不擇食的年代是沒時間考慮的。儘管當時政府已開始抓水土流失治理，有關部門已經開始注意環境保護，但是，在整個80年代這一內容沒有被擺到重要的位置上。直到90年代末，直到中國的國土進一步遭到破壞之後，環境警鐘才在中國敲響。
1983年元旦過後的一天，我乘坐一架蘇式伊爾18飛機從延安起飛返回西安。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當飛機飛上高空，我被下方的景象陶醉了。這就是黃土高原啊，那被雨水切割的千溝萬壑簡直美極了。這幅畫面能使你完全忘記溝壑中嚴重的水土流失。我在當時的日記裡寫道：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藝術作品。儘管如此，這一次黃土高原之行，使我加重了對生態環境的憂患意識。從此，環境問題和生態問題一直成了我在研究經濟工作中一個決不忽視的方面。我之所以對當前經濟問題有那麼多不同觀點，主要是我有著那麼多的切身經歷和獨特看法。這也許是我與一些學者們最根本不同的地方。
6，中國經濟為何難以繼續高速發展？
1992年和1993年，是我寫環境問題文章最多的幾年。當時社會上開始關心生態和環境問題的還有原人民日報社的徐剛同志、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梁從誡先生。日本當時對中國的環境問題也很關心。為了關心自己的利益，1993年11月，在北京中國大飯店中日兩方召開了一個高層次的環境保護研討會。我在那個會議上的發言受到日本記者的追蹤採訪。1994年春天，我接到日本的一個環保組織的邀請，與其他幾位中國官員學者去東京參加他們舉行的研討活動。一同前行的有一位國家環保局的領導，人民大學的劉大椿教授，再就是我和梁從誡教授。他當時成立了一箇中國環保民間組織，叫“綠色之友”。這可能是中國第一個綠色組織。後來才有了廖曉義、李皓等成立的環保組織。
在東京的半個月期間，我領略了日本全民性的環保運動，環境保護觀念已經深入日本國民人心。人們開會討論生產方式問題，更討論生活方式問題。雖然當時日本經濟受到股市破滅的影響，80年代的傲氣已經消失，但日本仍是當時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但越是在這樣的富國，人們越在討論如何過一種簡樸的生活，節約的生活。日本有著大量的民間組織，許多民間組織都在舉辦各種環保教育。我和梁從誡教授就參觀過一個青年會舉辦的晚間環保知識教育課。
日本國民的這種簡樸精神，與當時中國的社會風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當時剛經過了兩年經濟高增長，兩年的經濟過熱，使社會上流行著一種暴發戶心理。在短短的幾年裡，突然變富了的人們對金錢一時不知所措。特別是外資大量湧入所產生的財富效應，給中國社會帶來了許多富裕假象。超前消費、誇富比富、貪汙腐敗等想象在這幾年裡大量發生。許多幹部就是在這幾年裡經不住金錢的腐蝕栽倒了。
反思這幾年中國人對國民待遇的追求，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財富。物質主義成了一切，一個原先排斥物質享受的社會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