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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爺叫王燮，是掌門長子，在清末任左營遊擊，官居五品，先守北京東直門後守永定門，八國聯軍進北京時因抵抗被殺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聲譽。唐師把這情況也講了，尚師說：“噢，王大人的外孫子。”
尚師對我好奇，但他從來不問我家裡的事。清末民國的人，由於社會貧窮，大部分是文盲，尚師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養。
我進入尚門後，師兄們跟我說，在北京一座大廟（忘記名字）院子裡有尚師年輕時踩裂的一片磚，因為廟沒錢換磚，這麼多年還在，要帶我去看看。尚師說：“去了也就是瞅個稀罕，有什麼意思？”沒讓我去。
天津沒有尚師的徒弟。我開始住在北京學拳，後來住迴天津，早晨出發，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飯後去尚師家，所以我跟尚師習武的近兩年時間裡，大部分是在中午學的。
尚師一天到晚總是那麼精神，沒有一絲疲勞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時候。對於這一點，越跟他相處越覺得神奇。
孫祿堂⑧的《八卦拳學》上寫道：“近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⑨說拳術可以練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的境地，當時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雲祥，找不出別人。
我們這一支的師祖是劉奇蘭，他的師弟是郭雲深。孫祿堂是郭雲深⑩的傳人，他曾施展腿功，驚嚇了民國總理段祺瑞，被多家報紙報道，有盛名。
我想找國術館館長薛顛比武，被唐師、尚師制止了。後來唐師跟我說：“別比了，你跟他學吧。”聽了薛顛的事蹟，我對這個人很佩服，覺得能跟他學東西也很好，唐師對尚師說：“我讓他去見見薛顛？”尚師也同意了。
去見薛顛前，唐師怕薛顛不教我，說：“見了薛顛，你就給他磕一個頭。”在武林規矩裡磕三個頭已經是大禮了，而磕一個頭比磕三個頭還大，因為三個頭是用腦門磕的，這一個頭是用腦頂磕的，“殺人不過頭點地”的“頭點地”指的就是這個，要磕得帶響，是武林裡最重的禮節。
我見了薛顛，一個頭磕下去，薛顛就教我了。薛顛非常愛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雙龍眼盼顧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雞形⑾。
他是結合著古傳八打歌訣教的，蛇行是肩打，雞形是頭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義傳的，是他從山西學來的。其中的蛇行歌訣是“後手只在胯下藏”，後手要兜到臀後胯下，開始時，只有這樣才能練出肩打的勁。簡略一談，希望有讀者能體會。
薛顛管龍形叫“大形”，武林裡講薛顛“能把自己練沒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時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裡有他，但確定不了他的角度。這次一連教了幾天，我離去時，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名《象形術》⑿，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試手，一晃就倒。回來後，尚師問：“薛顛教了你什麼？”我都一一說了。
第二次見薛顛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裡練了一天武，他看了後沒指點，說：“走，跟我吃飯去。”吃飯時對我說：“我的東西你有了。”——這是我和薛顛的最後一面，薛顛沒有得善終，我對此十分難過。
我二十四歲時父親死了，我卻不能回家。二十五歲時，天津財政局局長李鵬圖叫我到財政局工作，也不給我安排事情做，只讓我陪他去看戲、吃飯，我一看這情況，等於做了保鏢。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實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練武。
我以前是個少爺，練武后穿著就不講究了。一天到捐物處去辦事，我戴個美國鴨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還破了個洞，漏著棉花。當時天津的捐警名聲不好，幹什麼都是白拿白佔。捐物處門口是個斜坡，我蹬著腳踏車直接上去了，到崗亭，一個捐警一腳揣在我的腳踏車上，我摔倒後，他跑上來抽了我一個耳光，還罵：“打你個××，誰叫你上來的。”
我起來後，說：“你會打人，我也會打人。”拎住他抽了四個耳光，他就叫喚開了。捐物處有四十個捐警，平時總有二十個人在，一下都出來了。我考慮這場架怎麼打，我現在是財政局人員，如果打重了，財政局和捐物處都不好收場。形意拳有個練身法的訓練叫“轉七星”，我跟他們轉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別。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腦袋——只要他們想到這點，就會住手。”但他們想不到，掉了帽子還追我。捐警小隊長，他拎著槍下來，看那架勢要崩了我，但他認出了我，就把那幫捐警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