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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為了完成任務而四處奔波；就是一個辦公室的同事，除了開會外，平時都難得見上一面。但是，我的這些細微的變化沒想到卻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一個炎熱的中午，正是午餐時候，大家都拿著飯碗前往報社食堂就餐去了。我趁辦公室無人之機，關上大門，正一邊喝著白開水，一邊啃著一個又涼又硬的大饅頭時，沒想到，我的這一難堪的樣子，被突然推門而進的朱德付無意間看到了。雖然當時窘得我很是臉紅了一陣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雲外去。第二天下午，當我剛從外面採訪回到辦公室時，朱德付打電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我剛一進去，他就將門關上，先是不經意地與我談了一下這幾天的採訪工作和發稿情況，然後他對我輕聲說：“石野，我聽別人說，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顧了，丟失了不少東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時間經濟比較困難。是真的嗎？你現在是南方都市報的一員了，我們大家都是朋友，都應該像親人一樣互相幫助，有事你也不應該瞞著我呀這樣吧，你先從我這兒拿點錢去用著，就算預支這個月的工資了。你工作很努力，見報稿子不少，但年輕人可不能空著肚子工作呀？這樣弄壞了身體怎麼行呢？你是軍人，更應懂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呀”說罷，他從抽屜裡掏出了500元錢，不由分說，硬是塞到我手中
第二章 從民工到流浪記者第18節 羊城再圓記者夢（3）
後來，儘管朱德付在半年後離開了都市報，但他一直對我的工作和生活很關心。記得在他從都市報調至南方日報出版社做副總時，都市報在五羊城附近的紅高粱酒店設宴為他送行。朱德付當著眾人的面，特意拉著我和魏東來到當時兼管採訪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觸地說：“石野和魏東是我親自挑選進來的，他們都是軍人出身，工作積極，吃苦耐勞，他們的成績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現在把他倆託付給您啦，請幫忙照顧好他們”
兩年後，我因報道“祈福新村”那宗特大殺人案，被廣州有關部門重點“照顧”，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離開了《南方都市報》。後來我又離開了廣州，北上求學，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記者。魏東運氣比我好，他很快調入報社，成為有編制的正式記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將要離開《南方都市報》時，此時正擔任著南方日報機動記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後兩次為我擺酒送行。第一次是在我離開《南方都市報》前，他帶著南方日報的女記者金杜在廣空醫院的一家酒店裡請我喝酒；第二次，是我離開南方都市報的第三天，他和魏東一起拉著我到了天河東一家湘菜館裡，我們仨人喝了幾瓶度數較高的“酒鬼”，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後，我們又一次在京城成為了同事。2001年春，時任廣州《資訊時報》總編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報》主管發行工作的副主編譚軍波一起被從南方“挖”到京城，出任《京華時報》的副總編輯。得知他來京城創業，我不顧別人的勸告，馬上辭去那家正幹得不錯的報社，加盟了其中。經過嚴格的考核，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層層競爭，我也最終憑著自己的綜合實力成為該報的機動記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張凌，一位畢業於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憑實力成為該報的文化部主任。後來，我因為在《工人日報》、《深圳法制報》等報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報同事鄧世祥長期玩弄女性，並以欺騙手段使其中兩名河南農村女子先後為其生下4個子女的醜行，而遭到對方長達多年的瘋狂誣陷和誹謗，我以刑事自訴到北京朝陽區法院。因為這場官司困擾著我，當年6月，我辭職南下為我的官司取證。有關詳情請見本書後面有關章節。
臨近港澳的廣州一直處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這兒的媒體發展和新聞競爭都是不同尋常的。在這個沒有硝煙的大戰場中，經常有新的報紙和雜誌衝出來，也有不少活不下去的報刊悄悄地倒下去。那時，廣州地區的報業界還是處於一種“三國鼎立”的狀態，即由廣東省委機關主辦的《南方日報》、由省委機關直轄的《羊城晚報》以及由廣州市委主管的《廣州日報》，這三家黨報，成為當地的老大，當時除了《羊城晚報》在辦報方針上較有特色外，其他的如發行量、廣告收入、社會影響力方面大體上都處於一種平穩的狀態，各自佔有自己的市場。到了1997年上半年，羊城報業界開始出現了熱火朝天的改革。很快，激烈的競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此時在廣州地區和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數《羊城晚報》，發行量超過了百萬份。但到了下半年，一直居其後的《廣州日報》對報紙進行了全面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