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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青春途中的這些路程，一個普通的農家少年，正是因為對文學與生俱來的熱愛與追求，在夢想的驅逐下一路狂奔。記得90年代初，我剛剛穿上蔚藍色的軍裝跨入軍營時，上海復旦大學與《人民文學》雜誌聯合舉辦的“青年作家進修班”錄取通知書也寄上家門，如果此時我不是在部隊的話，我想當時哪怕是砸鍋賣鐵，我也會想法奔赴上海求學。魯院坐落北京八里莊的在一條街道中段，兩扇綠漆大門之內兩排常青樹木夾道而立，操場邊沿爬山虎郁郁青青，將五層教學樓一整面外牆佔據，紋絲不透，蔚為壯觀。我到來的應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時段，教學樓前的青草地上開放著一株株金黃的菊花，迎風搖擺。有時蜂飛蝶舞，有時蟬鳴蛙聲，頗有一派田園風光。
我和西北青年詩人汪渺及東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這裡，我雖然未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各類文采飛揚的作品四處飛，但因為我只是抱著來修身養性的恬然心態，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麗的各色文字世界裡，盡情地讓自己的思想和靈魂放飛。我就這樣讓文學來撫慰傷痕累累的身心。也許，此時只有文學才是最能慰藉心靈的靈丹妙藥吧。
1999年冬，我從魯院出來後在北京又成為了一個流浪記者，主要以採寫新聞為主，同時也偶爾給一些時尚雜誌和報紙寫些稿子。這樣說來，我也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像古清生和莊曉斌那樣的自由寫作者，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了
在這之前，當我看到有人辭去公職開始自由寫作生涯的時候，大多數人抱以同情、遺憾、觀望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即使體制內生存有一千條不好，起碼不會帶來生存之憂，那些超脫體制的人自不必說，只說體制內的生存者，如果他們的命運同樣是經過選擇的結果，那麼，同樣可以認定他們是自由者，除非他們隨波逐流，喪失了選擇的勇氣和能力。
其實，“五四”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逐漸脫離傳統的大夫體制，獲得一種獨立地位，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可以不像古代知識分子那樣依附於權力，而是依靠著述、講學、編輯、翻譯等專長，獨立地生存。在身分趨於獨立的同時，經濟上也逐漸自立。有專家對魯迅的經濟能力算了一筆賬稱：“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錢，是他堅持‘韌的戰鬥’的經濟基礎。”但那畢竟是陳年老賬，是曇花一現的舊夢。
如今在京城的自由寫作者，面對的困難很多，他們的收入沒有固定，平時經濟的壓力僅僅是生存壓迫的一個方面，他們還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所以，像王小波、王躍文、古清生、老村、林白和劉晴等，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辭職的寫作者，其意義在於提供了另外一種生存範本，同樣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寫作的快樂，儘管清貧和寂寞在所難免，但是這些代價無法與收穫相提並論。
以《黃金時代》、《東宮西宮》和《我的精神家園》等名著震動國內外文壇的王小波去世後，著名學者、王小波的夫人李銀河曾對他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小波作了自由人後的感覺非常強烈，就是覺得太好了，是那種自由了的感覺。接下來不是有人將自由撰稿人乾脆就簡稱為自由人嗎，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用不著按點上班，用不著去處理人事關係。在中國哪個單位都有這些事。小波這個人也不是太擅長人際關係的，所以從他這個人的個性和他需要的時間、需要的生活狀態來說，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這大概可以概括許多自由寫作者的心理感受。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環境的寬鬆，自由寫作者越來越多，如小說界的王躍文、鍾晶晶、韓東、吳晨駿、李馮、趙凝、王莞、陸離，散文界的止庵、車前子、龐培、祝勇、張遠山、餘傑等。
第十一章 繆斯女神的禮物第88節 流浪京都（2）
文化繁榮、資訊發達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