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記者

第38部分 (第2/4頁)

更對我遠在湖北大冶的家人進行誣陷，多次以舉報信形式向大冶市有關政法部門誣告我父母住處“藏有槍支炸藥，他家的房子是詐騙的錢建成”地方有部門對我父母住地進行調查，信中所控告均屬子虛烏有。此後，大冶市政法委特意為我出具了有關證明。1999年10月，有關部門在我家鄉政法部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曾於1999年10月1日前後，三次親臨我老家進行調查，使我父母及全家蒙上陰影，我的老父親氣得幾次昏倒在地，2001年6月份，我父親經北京協和醫院檢查後診斷為“心臟病”；調查也使我四叔之子，我的堂弟石夢在報名參軍，各項體檢均合格後政審時，卻因為“有關部門正在調查石野的事”而被取消應徵資格；有關部門的多次調查，導致村人對我及全家誤會頻頻，議論紛紛，在四鄰鄉里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就在我南下四處取證的同時，北京和廣州等地的幾名朋友紛紛告訴我：在網際網路上有個署名鄧世祥的人四處釋出誹謗我的有關材料。我趕緊上網檢視，果然又是鄧泡製的“傑作”！那網上的所有內容與我在《深圳法制報》、《工人日報》及《家庭》雜誌上的如出一轍。我從網易上點選出有關誹謗文字的同時，且還從其他151家網站中查到了鄧四處張貼的其他誹謗文字。

由於鄧在網上的所謂反映中均留下了我的電話和傳呼，以致許多不明真相的網民紛紛來電對我大加指責和咒罵，令我有口難言。為了保全這些網上的證據，我於2002年7月特意前往北京公證處進行了公證，以便更好地儲存證據。

其實，早在1999年秋，鄧世祥就利用在北京學習之機，開始對我進行惡毒攻擊，四處誣陷我“是間諜，現潛伏在京，企圖竊取國家領導人在‘國慶50週年’檢閱三軍的重要情報”。

2001年初，在中國人民大學進修一年新聞返回廣州的鄧世祥以“鄧子龍”和“保羅”的化名混入《新快報》。2001年3月，當有關媒體披露其醜惡行徑後，廣東省委宣傳部紀檢部門及《羊城晚報》又一次將之除名。隨後，神通廣大的鄧世祥又以欺騙手段化名為“鄧子龍”進入了另外一家《資訊時報》。他一邊繼續大搖大擺地在廣州做著記者，一邊利用該報的傳真和電話，藉以南方某日報社辦和保衛科的名義繼續對我進行誣陷。甚至只要他發現有關報刊登有署名我的文章，他都會追蹤寄信誣告。

見多次“投訴”無人理睬，2001年4月16日，鄧以侵犯其名譽權為名，將《深圳法制報》兩位文章作者以及該文責編一併推上法庭，並獅子大開口地要求同賠償其鉅額損失100萬元。

當我接到他的那份洋洋近萬言的民事訴訟狀時，令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的是，鄧世祥這次竟然在致廣州花都區人民法院的起訴狀和附件中，又一次顛倒黑白，胡編亂造，有恃無恐地製作假證，並對我進行攻擊和誹謗。

面對鄧世祥的狂妄和有恃無恐，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這樣沉默下去了！如果我再沉默，只會更加助長鄧的囂張氣焰。我決定使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要用法律來嚴懲這個肆無忌憚、目空一切的同行！我決定採取刑事自訴的方式將他推上法庭，不但要求司法部門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且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就在我向北京朝陽法院遞交自訴狀不久，鄧也以我和《深圳法制報》侵犯名譽權為由向花都區法院提起訴訟。我在進行答辯準備的同時，決定對鄧世祥進行反訴。

2001年6月30日，我從北京供職的一家報紙辭職，決定南下與鄧打這場官司。在開庭前幾天，鄧世祥還讓人在電話裡公然威脅我：你是廣東公安通緝的重大在逃犯，警方正在四處找你，廣州某某部門早在三年前就要抓你！如果敢出庭，警方會當場抓你！11月15日開庭這天，我不但從北京特意趕到廣州出庭，而且作為重要證人的陳良琴也出庭為我作證了！開庭前的十多分鐘，我終於又見到了鄧。只見他揹著一隻很講究的採訪包，與他的代理律師、南方日報法律部主任劉祥武昂首闊步地跨入法庭。從1999年7月，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鄧，誰也沒想到，我們的相見竟是在法庭上。

我懷著極為複雜的心情，不由朝近在咫尺的這位特殊對手看了看，這位我昔日的同事，我曾經一起歷經過生死的朋友，在長達兩年多時間內四處對我進行肆意誣衊，曾經多次企圖置我於死地。只見他上身穿著一件深色襯衫，外罩一件黑色的保暖背心，下身穿一條灰色仔褲，腳蹬一雙擦得油光雪亮的黑色皮鞋。他除了臉上有少許的憂愁外，臉色還是像往常一樣白皙，臉型還是像以前一樣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