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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鄧的所作所為激起了我的憤怒。此時，我的憤慨和怒火擊碎了我的膽怯和顧慮。特別是陳良琴那揪心的哭訴，小鄧珂那含淚的憂鬱的眼神，使我的心顫抖了，更令我出離憤怒了！做人的良知，記者的職責，使我下決心管管這事。不管出現怎麼樣的後果，我都一定要為這可憐的母子討回公道！
我幫忙聯絡到廣州東山區148法律服務中心，一位頗有正義感的陳律師當即決定為陳良琴提供法律援助，並以“解除非法同居關係和支付兒子的有關撫養費”為訴訟請求，將鄧起訴到白雲區人民法院；與此同時，陳良琴親筆寫給廣東省委有關領導同志的血淚控訴，馬上引起領導的高度重視，並很快作出了親筆批示。1999年8月底，鄧第二次被《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開除。此時距鄧世祥接手省公安廳、廣州市公安局的採訪線路不到一個月時間。
本來，對於這樣一宗極有新聞性的事件，我這個時候完全可以採寫一篇稿子，公開在新聞媒體上，但我當時只想幫助走投無路的陳良琴母子討回一個應得的公道，只是想讓可憐的小鄧軻能拿到有關撫養費，從而能像其他學齡前孩子一樣享受到他的受教育權利。所以，我這個時候根本沒有想到要在新聞媒體上給他曝光，更不忍使他身敗名裂。
但我沒有想到，我的援助招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麻煩和災難。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從此以後，鄧開始對我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誹謗和誣陷
第十章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第73節 記者刑事自訴案（4）
1999年9月初，我懷著受傷的心情，抱著重新尋夢的奢望，抱著對文學的狂熱追求，揹著簡單的行李，進入了北京魯迅文學院青年作家進修班。也就是此時，我獲悉，第二次被《南方都市報》開除的鄧世祥，居然手持時任報社副主編的任天陽親筆出具、並蓋有《南方都市報》大紅印章的證明，大搖大擺地也來到了京城，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新聞。
然而，陳良琴的訴訟卻不順利。就是這個9月底，我從陳律師那兒獲知，鄧世祥害怕在廣州打這場官司，正在四處投訴他。原來，向法院遞交訴訟狀時，粗心的小陳用的是一張隨身攜帶的臨時身份證，雖然上面是她本人的頭相，但上面用的名字由於筆誤寫成了她的二姐陳良華的名字，而且這個臨時身份證的截止日期剛好過期。於是，精明的鄧世祥抓住這一誤差，如如獲至寶，馬上趕回河南光山縣，從當地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有關陳良華已婚且已有三個子女的證明，同時他又精心泡製了一份假材料，要求白雲區法院撤訴。法院當即要求陳良琴提供能證明她本人身份的證明。誰知，當陳良琴趕回老家，手持她戶口所在地的村委會為她出具了有關證明，前往當地派出所辦理臨時身份證時，可派出所有關人員卻說她的戶口不在這兒，沒辦法辦理；當她要求對方為她出具一份能證明她本人身份的書面證明時，派出所也拒絕了。令陳良琴當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一個大活人，怎麼會變成沒有戶口了呢？
到了法定時間，白雲區法院見作為原告的陳良琴遲遲拿不來能證明她身份的合法證明，只能根據有關規定讓她撤訴了。
後來，我透過多種渠道瞭解到：原來駕著那輛剛購買的小車的鄧世祥回到了家鄉，緊緊抓住那張身份證大做文章，四處活動，不惜花錢，不但弄到了那張陳良華是已婚婦女的證明，還想方設法的讓地方派出所不給陳良琴出具身份證明。不僅如此，為了打擊報復這個已為他生了兒子的女人，1999年9月6日，鄧世祥還來了個惡人告惡狀，以請求“判決確認被告陳良琴（芹）之子陳軻與原告的親子關係”為由，竟然跑到河南省光山縣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起訴書，上稱——
原告在1994年元月份在北京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陳良琴，建立了戀愛關係，但由於雙方不適合，1994年4月25日，原告離職到廣州工作後，雙方也就停止了戀愛關係。大約1994年5月中旬，被告打電話給原告，說已懷了原告的孩子，原告感到很突然，堅決不同意要這個孩子，並極力勸她去做人工流產，不要違反計劃生育，但她執意要生下來，到1994年10月上旬，被告又電話告訴原告，她是跑到陝西與河南交界的地方生下了孩子。之後，陳以孩子名義經常不斷地向原告要錢，原告雖然不知被告所生的孩子（名叫陳軻）是否是原告的孩子，但考慮到雙方曾有過一段戀愛關係，因此，被告向原告要錢，原告都想盡辦法滿足她，幾年來，累計大約已有數萬元，由於被告貪得無厭，原告不得不起訴被告，又由於原告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