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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我趕緊關上門。為了不讓女友受到驚嚇,我輕輕地拉著她的雙手,裝作若無其事地說:“今晚這電停得有些蹊蹺,你還是早點休息吧,我等電工來”
說話間,我們聽到外面傳來腳步聲。
來了兩個人,是物業的電工。只見他們手中各自拿著一隻特大號手電筒,很客氣地與我搭著話,其中一個高個說:“我們得檢查一下室內的所有電路,看看是哪出了問題”說罷,他們兵分兩路,一人在在廳裡的電錶箱裡搗鼓,一個手持那隻特大號手電筒在我們這個小二居里照來照去,見臥室的房門關著,那位高個子很客氣地說:“這裡面我們也得檢視一下,裡面有人嗎?”還沒待我回答,早已穿好衣服的女友已開門走了出來。我發覺那人極仔細地用手電筒掃了掃,見整個室內只有我們兩人,就趕緊湊在一塊“檢修電路”。僅僅只用了三四分鐘,室裡的燈就亮了。他們一邊說著抱歉的話,一邊趕緊離開了。
我特意抬頭看了看鐘,此時時針正指向10時53分。
女友見電已修好,又趕緊催促正在凝神沉思的我說:“都快11點了,你趕緊休息吧,明天你還有好多事要忙呢。”接著她又頗為奇怪地說:“真怪,在這兒住了兩年多了,電路還從沒有出過問題呢。不過這麼快就修好了,我也就放心了,這家物業還真不錯”此時我哪還有睡意?這電停得太奇怪了。為什麼整個大樓裡只有我們這一戶停電呢?打電話後,電工稱10分鐘就到,但為什麼他們不到10分鐘就趕到了,而且還這麼快就上到了6樓呢?要知道,物業離我們這兒有近兩里路呢,他們接到電話後,要取工具,就是騎腳踏車趕到這兒最少也得10分鐘,然後停車,從1樓上到6樓,至少也得20分鐘,而他們不到10分鐘就趕到了。很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我這兒的電根本不是什麼故障,而是被人故意停止的。
其實從停電那會兒起,我就想到了鄧那次威脅我的話:廣州一定會有人找你麻煩的。是的,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我的確採寫了不少給地方政府部門“抹黑的”事,更採寫了令某些部門大動肝火的揭露性報道,特別是我三年前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期間,所採寫的本地批評性報道還真是不算少,我在經常地受到來自黑道的威脅的同時,也受到過廣州市有關部門的封殺,也聽說過有關部門正在四處收集我的“黑材料”。是的,我也明白,對於像我這樣的寫批評報道的政法記者而言,除了來自黑道外的威脅、打擊報復外,還可能有來自白道,也就是某些政府部門用他們所掌握的大權對你打擊報復,有的同行就是因為他們所強加的罪名而丟了飯碗,遠走他鄉。
2001年底,剛從北京回廣州過春節的我獲知:原南方都市報同事曾華鋒在考研時突然被某副主編等人強迫“辭職”。為替朋友打抱不平,我署名親往廣東省委有關部門及南方日報社當時的社長李孟昱(現已退休)和總編輯範以錦(現為南方日報社社長)那兒舉報這位副主編昔日的各種違法亂紀行為。誰知,他在第三天竟然在《南方日報》保衛科有關人員的陪同前往距離《南方日報》(《南方日報》所在地為東山區梅花街派出所所管轄)很遠的海珠區赤崗派出所報案,公然稱我和曾華鋒“企圖敲詐勒索他”,結果在一個夜晚,幾位警察將曾華鋒強行帶進派出所並作了所謂的筆錄,並問我住在哪兒,最近情況如何,等等。對方在“收繳”了曾的有關採訪證件後,才放了他。此後,派出所又幾次三番的跑到華鋒家裡找麻煩,弄得這位老實巴交的同事趕緊搬離此地才了事。當曾憤而向有關部門投訴時,警方後來稱:“當時有人報案說你們敲詐勒索,後經查無此事”。警方不是我在自訴案論證會上還向曾特意詢問過我的有關情況,打聽我回廣州後住在哪兒嗎?我還聽說,赤崗派出所的有關民警後來又多次在我以前的居住地搜尋,但幾次“追捕未果”鄧不是早說過,廣州某部門要找我的麻煩嗎?那些訊息顯然不會是空穴來風。憑我的感覺,今晚肯定有事!剛才的停電和那個電工的行為早就證明了一切。
事不宜遲,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準備最要緊的事。我急匆匆地從隨身攜帶的採訪本上撕下一張白紙,沙沙地寫下了幾位與我關係要好的媒體記者、海軍廣州基地的戰友、有關政府部門等地的朋友以及我的代理律師名字和電話。我剛寫完,正要對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的女友作必要的交待時,突然外面又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這麼晚了,是誰敲門呢?”雖然有我在身旁,女友還是不由緊張起來。此時我心中早就有底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這樣的事真的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