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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直關心我的朋友們為我大捏一把汗，心懸到嗓子眼兒，責備我不該如此冒險。我的斗膽之舉，在社會上又一次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熱心的同事們更為我的行為捏了一把汗。在報紙上市的第二天；攝影記者王景春（現已調入《南方週末》）特意來到我辦公室，用手指著我的腦袋驚歎道：“我說石野呀，現在四處有人找你的麻煩；你居然還把自己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你真是一個不怕死的記者！”
其實，說句心裡話，不是我不怕死；我也是血肉之身，我其實並不是一個不怕死之人。但不是任何時候我都會想到怕死而畏手畏尾。我想世界上還沒有真正不怕死的人，主要是看他如何面對死亡。話說回來，“怕”又有什麼用？除了嚇唬自己，難道恨我入骨的對方會因我的示弱而網開一面；放你一馬嗎？
作為一名行使輿論監督的新聞記者，當你聽到僅僅因為一句公道話即招來一夥人暴打，並打至遍體鱗傷仍被迫跪地爬行的悽慘情形時；你能無動於衷嗎？你的良心能安靜下來嗎？如果不敢對那些知法犯的法頑劣之徒予以曝光；那麼還能叫做輿論監督嗎？
歸根結底，一個新聞記者平時手中的筆應該怎麼寫，寫什麼，平時敢不敢為弱勢群體執言仗義，自己敢不敢為老百姓說真話，不僅僅侷限於其敢闖敢幹，不僅表現於其怕不怕死，而主要取決於他身上是否有一股浩然正氣。一句話，這個記者是否具有正義感。
關於記者的正義感，在同一天，我以《記者的正義感》為題，在1998年1月5日的《南方都市報》的第六版，附在照片後寫了一篇採訪後記，全文如下——
記得去年11月29日，福州一位叫顧偉的青年記者因連續披露了該市一種叫“老虎機”的賭博電子遊戲機事宜後，使當地有關部門及時對之整頓取締，從而斷絕了“老虎們”的財路，結果作者遭受以黑槍警告，使具有正義感的顧偉成為眾所稱道的“打虎記者”。與此相隔不足一月時間，我經深入採訪，連續跟蹤報道了廣州天河區銀河村一夥治安員吃霸王飯毒打無辜市民黎世東及其兩名同事的文章後，在廣大讀者中激起了強烈反響，我深深地感受到來自各界讀者們的厚愛和支援的同時，亦如顧偉一樣，幾次遭受到“有關人士”的辱罵、恐嚇和威脅。
其實，類似此樣的事，對於我來說，早已不是第一次。去年9月初，我因連續披露廣州華才職校以虛假廣告欺騙眾多學員學費後，不但受到來自有關方面的壓力和阻力，且在現場採訪時竟遭受到校方攝影、錄影的“禮遇”，對方還氣急敗壞地列舉了我的“罪狀”欲將我推上法庭，但終因他們理虧而悄然隱退。9月底，我與本報同仁魏東“斗膽”同日在《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同時披露了天河獵德村治安員因收取停車費竟然持槍捅人，並使用手銬非法銬人的事端後，次日亦即遭受匿名電話的辱罵和威脅。對這些躲藏在陰暗角落裡叫囂的小丑，我早已習以為常，總是一笑了之。
是的，記者不是手握大權的政府官員，我無權懲罰社會邪惡，亦無權處理百姓間的糾紛矛盾，但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尤其是一名政法線上的記者，我認為在具備良知的同時，自己身上首先就得有一股強烈的正義感，有一腔獨特的浩然正氣，這樣我才能夠更好履行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才能更真實地、公正地、客觀地及時反映老百姓的呼聲，以媒體的力量維護讀者們的正當權益。我相信，一家報社的記者如果能及時關注百姓疾苦，勇於反映百姓心聲，敢於揭露生活中的弊端和陰暗面，那麼，這家報紙一定會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喜愛。
如果把記者手中的筆當作一杆槍，那麼，我的每一個文字便是一粒粒子彈，作為一名特殊的持槍者，只要見到生活中的真善美，我會為之朝天鳴槍叫好；對社會中的假醜惡，無論條件多麼惡劣，處境多麼危險，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衝鋒陷陣，將正義的子彈，射向他們罪惡的心臟。
與顧偉遭受黑槍威脅一樣，銀河村治安員打人案情仍沒有突破性進展，但我們相信，在有關部門的監督下，在社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新年伊始，藉著虎年的春風，我向關心我的各位領導，向支援我的各界同仁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隨後，廣東省有關部門出臺了《廣東省保安管理條例》。
1998年4月，天河區公安分局將銀河村9名行兇打人的治安員悉數抓獲歸案了。隨後，廣東省有關部門出臺了《廣東省保安管理條例》。
1998年4月7日，就有關治安員打人賠償一事，銀河村治保會與黎世東在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