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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小夥子戀愛結婚，插隊期間就出嫁了。我離開寨子以後，她就是這個公社留下的最後一名上海知青了。我告訴她，我要去省城裡報到了。她說，已經聽說了。望著她略顯黯然的神情，我不由問她：你怎麼辦呢？她愣了一下，說：我也要走的。我點了一下頭，想說願你走成功，又想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最終一句也沒說出來。想想一起從上海來到這塊土地，一共六十個人，現在走得只剩下她一個人了，說什麼也是多餘的。馬車拐出鄉場，我回過頭去，望著消失在人潮中的她和孩子，不由自主地思忖著：她要走，走得了嗎？眼看著她又要生第二個娃娃了，她走了，這兩個孩子怎麼辦？如果她真走成了，兩個孩子長大以後，問及自己的母親在哪兒？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情形？
可以說長篇小說《孽債》的最初構思，該是起源於那一段生活本身。
在知識青年大返城的潮流中，在一列一列迴歸的火車上，我聽說過幾個類似這樣的故事。只是，那年頭城市的誘惑力是那麼地強大，誰也沒往深處去思考這一問題。
就是我自己，也不可能想像這些孩子將來和生身父母之間會演出什麼樣的悲劇和喜劇來。
但是，創作的構思往往是這樣，一旦你生了心，留了神，生活本身就會不斷地提醒你，催促你，撞擊你。
那是80年代的一個夏天，我在回上海探親時，又聽說了附近弄堂裡的這麼一件事：一個寧波農村的中年漢子帶了兩個孩子，到上海來找當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迴歸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後，早已重新嫁了人，並有了新的孩子。於是乎，一個女人、兩個男人、三個孩子的故事，頓時成了弄堂新聞：有人說女人離開農村時根本沒辦妥正式離婚手續，謊騙男人迴歸上海之後還將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說第二個男人根本不曉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說你們知道什麼呀，這件事從一開頭就是個騙局，說好的是假離婚，後來弄假成真了；有人說兩個男人打起架來了，這個家庭熱鬧非凡有戲文可看
我沒去窮盡這個故事的結局。但是這件事情那麼有力地撞擊著我。我覺得這會是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我把它記了下來。連續好幾天，我衝動得都想趕緊伏案寫作。
但是我沒有寫，往往到了真想寫的時候，又覺得無從落筆。幾個月以後，我讀到了一個短篇小說，五六千字，名字也記不得了，能記得的只是這篇小說的內容，幾乎同我聽到的弄堂新聞相差無幾。我還特意留神了小說的結尾，作者仍沒交代出這一家人究竟怎麼處理了那個難纏的矛盾，只說那一家人鬧得不可開交
情債難償（2）
乍聽這個故事時的震驚、生動和由此產生的聯想，全沒有了。讀過這個小說以後，一切竟變得淡淡的了。這件事也給了我一個啟示，即使是一個好的素材，貿然去寫，仍然是寫不好的，藝術的感染力也是出不來的。
我暫時放下了這個題材，當真正提筆寫《孽債》，是幾年以後的事了。
（2001年1月）
神奇的西雙版納（1）
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城大潮中發生的一些故事，我身邊的一些人和事，雖然是可以構思小說的素材，但是離《孽債》的具體醞釀，還早著哪。
幾年過去了，知識青年這個字眼，在飛速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已經讓人感到陳舊和麻木。
記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後期了，我正在讀長篇小說《愛的變奏》的校樣，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關的長篇小說。一位相熟的朋友來訪，聽說又是一本和知青有關的書，他忍不住說：你就不能寫寫別的嗎？
我說是啊，我在鄉下整整呆了十年，現在寫出了五本長篇小說，我也對得起那段生活了。這本書出版以後，我想考慮寫一點別的了。
但是，當年知識青年的命運，總是牽扯著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為我一本一本地寫了些和知青有關的書，有些人也總是願意來找我，把他們生活中真實的經歷告訴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兩個山鄉里的中年婦女找到省城貴陽來。她們簡樸得幾近寒傖的衣著、她們拘謹的神態、她們的言談舉止，幾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農婦模樣了。不是她們開口講上海話，很難相信她們曾經是上海知青。她們到省城來是為求一個工作，是來訴苦的。知識青年由城市到達鄉村時，從來都是聽農民們憶苦思甜、講述舊社會的苦難、虔誠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幾何時，她們自己卻向人們訴起苦來。日子，對她們來說實在是過得太艱難了。是生活，逼著她們走到今天這一步來的呀：她們全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