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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正宗而強有力的殘酷作為鮮明特徵（幾乎使得亞洲觀眾們以此作為成長電影的代名詞），突出地展現了日本本身就很殘酷的民族根性和社會風貌。從這個角度講，日本殘酷式成長電影依然非常有折射意義。
日本電影給人的印象好像總是十分極端，能有行定勳《春之雪》、《在世界中心呼喚愛》這類純愛電影，也能有大島渚《感官世界》、今村昌平《赤橋下的暖流》這類情色電影。
但日本成長電影的殘酷特色十分突出，這個印象的獲得，大島渚、巖井俊二和北野武等等功不可沒。近來鹽田明彥的《金絲雀》、《月吟》、《黃泉路》，深作新二的《大逃殺》，是枝裕和的《無人知曉》等等亦是一再地加固了殘酷這個主題，只是放置主題的情節環境稍有多變，不僅僅侷限於穿水手服做援交的女生和陰鬱自閉的美少年，而更多地將社會投射反映了出來（比如2005年拍攝的20世紀80～90年代受奧姆真理教洗腦的流浪少年的故事《金絲雀》）。
日本是個讓人匪夷所思的國度。崇尚武士道的精忠士兵同樣發情驢一般蹂躪
慰安婦，熱衷茶道劍道插花的潔雅，卻又喜歡解剖孕婦，釋放炭疽和殺人競賽。
二戰的瘋狂與毀滅以及戰後經濟的奇蹟復甦，種種極端尖銳的矛盾隱忍在謙恭的社會表情之下，都給這個發達社會的青少年創造了太多隱形的墮落氛圍與條件。電影中日本少年的問題基本上都是來自社會與家庭的，這其中有民族性格的浸淫，也有相當程度的媒體誤導。
雖然我們不能從新銳導演的鏡頭中就得出日本少年都是自閉憂鬱狂和援助濫交者這種結論，但是起碼，在這個自來水全部都達到飲用水標準的發達國家，具有東方性格的少年們的確有更多的條件來憂鬱和迷茫，或者通俗說來就是吃飽了沒事幹。在日本電影裡，眾多畸形而極端的問題少年個案都誠實折射了這個民族的內在痛苦壓抑與矛盾衝突。
舉個例子說，就日本成人而言，他們經常寧願在下班回家的地鐵上站著，面向窗外隧道的黑暗，也不願意坐座位，與對面的乘客面面相覷——因為他們在公司說了一天敬語說得舌頭都抽筋了，鞠了一天的躬鞠得腰都疼了，帶了一天的笑容笑得臉上肌肉都僵了——真是恨不得能面無表情一言不發地靜一會兒，再也不想見任何人的臭臉了。
從這個噱頭中可以察覺，人性壓抑在謙恭的表情之下不得釋放解脫，最終導致人們的價值盲目，青少年又以其相對脆弱對此更加難以承受，即社會陰影在他們原本白淨的青春底色上投射出更加觸目驚心的對比色。因此日本成長電影中出現很多典型的所謂“殘酷青春”。這是它的特色。
韓國成長電影《朋友》、《戀愛小說》、《春夏秋冬又一春》《ing》，（包括此題之外的《太極旗飄揚》、《老男孩》、《紅字》、《八月照相館》等等）相對日本電影就顯得溫和而自然了些。
人格都是正常的，經歷都是坎坷的。
但是單薄的底蘊仍然註定不能給予韓國電影以經典。韓國電影的拍攝風格仍然比較單一，技法上多數仍處於敘述目的的線性手法，很多電影是借情節的跌宕起伏來遮掩電影語言的蒼白。電視劇倒是明顯佔據優勢（比如就像某期《看電影》編輯所說，那個燒飯的韓國廚娘與中國當下幾個長得像男生的女生的唱歌著實佔據了大部分收視率）。韓國成長電影注重溫和地表現個人情感，常常以友情愛情等老主題來填充青春內容。
伊朗。穆斯林偉績的伊斯蘭人文情懷在他們的成長電影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我不瞭解伊朗近幾年的電影，但過去，馬吉他？馬吉迪的《小鞋子》、《天堂的孩子》、《手足情深》，傑法？派納西的《誰能帶我回家》、《白氣球》，哥巴蒂的《醉馬時刻》，沙米拉？馬科馬爾巴符的《黑板》，大師阿巴斯的《天堂的顏色》無一不是關於小小少年的成長故事。切口非常窄，由此一來挖掘的力度也不可能太深刻，但是它們展現出的無與倫比的道德情懷和真正的對於生活的隱忍姿態（尤其是那些堅韌的女人和孩子們），的確是沒有宗教之根的國家們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在伊朗知名電影和大師作品中，有不少都是關於一些小小少年的生活和成長題材電影。情結和主線通常非常簡單，但是電影語言的豐富運用以及攝影取景的精緻考究亦是非常出色。相信人人都能記得《天堂的顏色》裡面，漫山遍野的燦爛鮮花，以及結尾之處孩子甦醒之後孱弱顫動的手部特寫。生活的艱難賦予了他們尊嚴，而不是殘酷和暴力。這是伊斯蘭文明的榮光之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