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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理性，可談理論是我的大弱項，你的理論一甩過來，我就傻了眼，簡直不知道怎麼樣和你對話了。你有沒有發覺，凡是談到人物或農村什麼的具體的東西，我就滔滔不絕，洋洋自得，還一發不可收，談到理論性強的東西我就啞巴了，硬撐也撐不了多長，有一種完不成任務的慚愧。
汪：哪裡，你有你的表達方式，我在一開始就說了作家與評論家在話語方式上的差異。你的看法對我的啟發很大，比如你剛才的看法就讓堅定地認為不能再停留在從單純的聲音、聽覺感受或修辭層面去理解“聲音之道”，而要將聲音放到比文字更優先的文化地位，以便去拓展漢語的表達功能。首先，透過它疏通阻塞，接通文化…心理的源頭活水。
範：接通源頭活水，這話說得非常好，我總是覺得，無論什麼語，都要暢通，艱澀的文字是因為心（想法）和手（寫）沒有接通，或者因為艱澀看起來像是高深的兄弟，所以有意做出艱澀來的。但無論怎麼樣，無論艱澀以什麼樣的面目出現，我相信一個真正的讀者是不會喜歡艱澀的，因為它連寫作者自己的心和手都沒有接通，更不可能接通讀者的心了。
汪：其次，如我們剛才說到的，口語也是對書面語權威的抵抗與挑戰，既然書面語意味著穩定、規範與權威，那麼它的惰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過書面語的自我革新當然是可能的，但這樣的革新是第二級的。如果要使書面語重新獲得再生的能力，使其具有修復生長的功能，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從外部著手。這在其他語種的變遷史中已得到無數次證明。而且，一旦建立起口語與書面語的良性關係，那麼方言必然不會以其原始形態來取代書面語。
範：這是令人欣喜的進步。
汪：這一點是許多反對方言寫作的人所擔心的。這裡既牽涉到口語原先的文化語境，也牽涉到書寫符號、表音系統等一系列技術問題。而這種結合過程中的縫隙將由個人創造去填補。語言學家們認為個人對語言的創造是完全可能的，人類對語言所作的干預行為本來就分為公開與私人兩類。當國家以公開的手段去推廣與限制語言時，並不意味著個人就對語言無所作為。而且，一旦個體介入到語言創造中去，那麼他對語言個性化程度的強調與追求將會超過任何一種語體所能提供的可能，因為相對於個體的內心訴求，語言的限制與空缺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永遠在尋找與突圍。
範：我想我們當代的許多同行都在作著這方面的努力，自覺或不自覺的，情願或不情願的，清醒或不清醒的，成功或不成功的，這都無所謂，重要的是總有人在做。
汪：“說”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對方言的自然而然的應用。我與你是兩個方言系統，我聽人說，你的小說吳方言的特點是相當明顯的。
範：我從前的小說直接使用吳方言較多，記得第一部長篇小說《褲襠巷風流記》還用了不少註解。後來有所改變，更多的關注語態和語境，直接用吳方言的字眼減少了。
汪：按語言學家的說法，人有內在的言語行為，也就是說，人在寫作或說話時，能“聽”到自己的聲音，你聽到的是吳方言還是普通話？
範：我聽到的是吳方言和普通話的混合聲音，但我覺得吳方言的聲音會更強一點。雖然我不用方言思考問題、譴詞造句，但方言滲透在我的靈魂中。
汪：我是提倡方言寫作的，這幾年也願意在這方面亂髮議論。語言本身在許多方面存在的矛盾，對於任何民族、地區和時代而言，相對於通行語或官方語言，其他的一切方言都是弱勢的，屬於被摒棄、改造、驅逐的語言。
範：現在許多城市又在重新重視自己的方言，比如蘇州，經常有各種蘇州話大賽，不僅蘇州人比賽說蘇州話，新蘇州人、洋蘇州人也比賽說蘇州話，電視臺也有蘇州話的節目，而且還不少，這正好說明蘇州話漸漸衰落了，才會重視，現在在蘇州街上，幾乎聽不到蘇州話了，蘇州人進店買東西、吃飯，說蘇州話都不管用了，人家聽不懂，營業員服務員全不是蘇州人。最後弄得蘇州人也不說蘇州話，蘇州的年輕人和小孩子說蘇州話，好像牙齒和舌頭都變掉了，直被老蘇州笑話。
汪：方言與通行語的關係是複雜的，它們的地位有時也會發生變化，語言學家索緒爾曾說：“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證實。我們不易看清楚這種分化，是因為各種方言中的一種得到了作為文學語言（他這個概念指的是廣義的通用書面語）、政府公用語或國內交易流通語的特權地位。得其蔭庇，只有這一種方言透過文字的遺蹟被傳播開來，相反，其他方言則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