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萬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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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以及對另外的文學群落來說就相當獨特了。

範：有一個位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看了這部小說後寫了這樣的印象：“《赤腳醫生萬泉和》是一部很有意思的長篇，主人公萬泉和就像一部時代的攝影機，忠實的紀錄那個對我來說不太熟悉的時代，不太熟悉的農村。就好像如果你不瞭解文革的北京孩子是怎麼長大，看一看《陽光燦爛的日子》你就全明白了。如果你不明白那個時代的農村，看一看《赤腳醫生萬泉和》你也會明白的。”我想這是他的比較真實的感受，也是我寫作這部小說的意外的收穫。最初是為我自己寫的，為我的曾經有過的農村生活寫的，所以我一直覺得，這部小說的讀者面可能會相對窄一點，只有經歷過那樣的時代背景的人才可能有一點興趣。但是看了這個年輕讀者寫下的印象，我心裡就燃起了特別的希望，我希望年輕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都喜歡萬泉和。

汪：你以後窯村為個案，在一個特殊地域文化的背景下為中國幾十年的變化提供了一份鄉土中國的個性化書寫。鄉土中國是我從你們蘇州前輩學者費孝通那兒引用過來的。說的也是小傳統。他說，“鄉土中國”在長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當強大的自滿自足的具有抵禦、同化、包容與自我修復功能的文化體制，相對於各個時期的國家制度生活，它們看似弱小，但實際上卻相當頑強。

範：非常頑強，這也是我對農民的理解和認識。

汪：鄉村的這種固執與頑強使中國的鄉土生活始終呈現二元並峙的、交融與妥協的局面。不僅是文革、改革開放等這些中國大事，任何一種公共行為，鄉村都會作出自己的應對，比如鄉村醫療，比如赤腳醫生。我們前面談到的都可以在這個框架上重新解釋。為什麼塗醫生與萬人壽有那麼大的差別？為什麼人們認同萬泉和？

範：萬泉和是鄉土的，是愚笨而又頑強的，在任何背景之下，他都仍然是他。

汪：為更好地理解作品，我最近還真的下了一番功夫，檢視了一些資料，所以我問你在寫這部作品之前有沒有做一些文案工作。——那些文案拿出來肯定有意思。雲南作家範穩的《悲憫大地》就將小說與一部分文案放在了一起，很有趣。——我對中國鄉村醫療的沿革有了基本的瞭解。許多研究都在探討理想的制度推行的困難，許多調查報告都在描述國家農村醫療制度在鄉村的變形，這背後是什麼？我由此又想到小說的寫實性問題。什麼是寫實，什麼是“實”，大家理解可能都不一樣，特別是後者，誰的“實”？什麼時候的“實”，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我最近與一些年輕的朋友在一起討論中國經驗的問題。我說中國經驗應該是兩個層面，一是反映，二是創造。這裡面首先要解決經驗的本土性與艱難的可靠性。我們現在有多少文學描寫是經得起生活與細節的檢驗的？

範：尤其是經驗的本土性和可靠性。所有的描寫都是創造，創造得怎麼樣，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看是不是能夠經得起生活與細節的考驗，有很多隔靴搔癢的“文學細節描寫”，總是不能到位，好像總是浮在一個不著地的地方。

汪：一個作家在寫作上還是應該有些基本態度的，應該具備起碼的民族敘事倫理，為本土的生活書寫負責。中國的一些文學傳統特別是這幾十年才形成的傳統使我們的生活與歷史被遮蔽了，形成了民族的集體失憶。集體記憶與失憶是可以人為的，文學在這裡面幫了不少忙。這既指重大事件與歷史真相，也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那麼一種價值觀念，就是不讓我們去關注日常生活，去書寫日常生活，你仔細想一想，我們這一代人都曾經浸染在這種價值觀裡。我不是反對所謂宏大敘事，要知道，日常生活實在太宏大了。

範：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脫離了日常生活的宏大，如果硬說有，那就是硬說出來的，其實是沒有的。

汪：我們是不是又扯遠了，還是接著談小說的敘事。你將小說敘事的權利交給了萬泉和，這是一種放棄，也是一種控制。戲劇表演裡有兩大流派，一種是角色化的，演技派；一種是表現式的，本色派。前一種是演員儘量貼著角色，忘掉了自己，演什麼是什麼；後一種則是演員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不讓角色淹掉自己，演什麼都是自己。

範：我喜歡看影視作品，尤其喜歡看電影，對這個話題特別感興趣，我對許多演技派的演員和許多本色演員談起來都津津樂道——以後有機會再交流吧。

汪：其實文學裡也有相似的情形，這不僅是如何塑造作品的敘事人、透過敘事人來安排自己在作品中存在方式的問題，而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