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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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雜文卷的編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這樣勤於爬羅剔抉，注意到了這篇短文。因為《新文學大系》選登了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氣把我在２０歲以前寫的這篇文章收入這本文集裡。

問：那麼，您在２０歲以前寫的文章，在文集裡還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滿２０歲。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寫的文章都是２０歲以前寫的。

在這個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當然只佔極小部分。

這十幾篇裡多數是收在“思想文化評論”

這一輯裡的。對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兩篇說一說。一篇是《胡適論》，那時我參與辦一個名叫《新學識》的雜誌。這個雜誌起先叫《生活知識》，被國民黨當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識》，又被禁，然後才改成《新學識》。參加辦雜誌的有一位搞戲劇的張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這個刊物上搞點新的欄目，於是我們就設立了一個人物專欄。張庚寫了一篇《梅蘭芳論》，我寫了一篇《胡適論》。這篇《胡適論》寫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前。後來在５０年代開展批判胡適運動時，有人找出了這篇文章。有的同志覺得這篇對胡適的評論還是比較公允的。附帶說一下，在我的這個文集裡面涉及胡適的文章有好多篇。

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胡適從國外回來，準備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我還寫了一篇對他表示歡迎的文章（即《新文化運動所需要的根、枝葉和所需要的陽光》）。胡適在回國後，參加了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

，而且從蔣介石手裡接受什麼憲法草案。

我於是寫了一篇很尖銳的批評文章，這就是“時事政治評論”中《制憲不如散會》這一篇。後來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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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又向學生說什麼“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我忍不住又寫了篇短文加以駁斥，即“雜文”輯中的《理未易明麼？

》。

現在回過來還是說１９３７年我寫的另一篇文章《我對於現階段中國思想的意見》。這篇的題目不大引人注意。當時，在《新學識》雜誌上，我的一個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認為既然要抗戰，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麼就不必再有什麼各派、各種思想的區別。他的說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種主義中的高遠理想暫時擱起，而共趨於民族解放之途”

，因此他主張“思想的統一”

，而且要由政府來統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紛爭”。我看了這篇文章，認為這個意見是錯誤的，就寫了《我對於現階段中國思想的意見》。我認為，在抗日這個共同大目標上應該求得一致，但是這並不妨礙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許各種思想相互爭論。我在文章中說：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敵救亡的大目標下自由地發展，這樣才能保證中國思想的活潑的發展和光明的未來。這些話當然是針對想用一種錯誤的思想來實行統一的國民黨而說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對寫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記得當時我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在參加這個雜誌的一些同志聚會座談的時候，還有人指責我對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評是不對的。現在看來，我以為我的這篇文章的基本論點是站得住的。當時正是從十年內戰轉入抗日統一戰線的時候，在進步人士中間不免由於誤解統一戰線而產生某種糊塗觀點。我這篇文章提出的論點可能是有意義的。我記得，夏徵農同志在抗戰開始時選編出版的一本關於思想文化問題的文集中曾收入這篇文章。附帶說一下，我在１９３７年雖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見，但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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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很好的同志。

我們以後還曾一起參加地下黨的組織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經逝世的經濟學家狄超白同志。

問：您曾出過《理性與自由》論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思想發展的書，提到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入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與自由》是１９４６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評論集。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現在這本文集中的第一輯“思想文化評論”中了。但是，這一輯比那一本論文集中的文章多得多。剛才提到的在抗日戰爭開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沒有收入《理性與自由》這本集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