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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可以幾乎無限制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就可以把生產關係提高到最理想的程度。
結果事與願違，適得其反。
這就是“大躍進”
、人民公社。
強調階級鬥爭，雖然和蘇聯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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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胡繩文集
代有近似之處，但因為和大搞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造成特別嚴重的災害。
第三種情況是，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徹底，收效甚微，未能堅持進行。一波同志在《改造經濟管理體制的嘗試》一篇中所說的，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因此他主張，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利，擴大一點企業的權利。根據毛主席的這種思路，在１９５６年以後的幾年間，進行了幾次放權給地方的改革。
一波同志肯定在這些改革中包含著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但又指出，這種改革當時並未生效，往往成為放權和收權的反覆。
其所以如此，是和存在著上述的兩種情況有關係的。
第四種情況是，黨做了不少糾正“左”
的錯誤的工作，透過這些工作，縮小了“左”的錯誤造成的危害，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尤其可貴的是，還提出了一些從長遠意義上說來很有價值的新的觀念。
例如在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堅決駁斥了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強調經濟核算的重要性。在１９６０年以後，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央領導同志們在工業、農業、知識分子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好的思想。
在本書中，對於１９６１年鄧小平同志領導制定《工業七十條》的指導思想，對於１９６２年鄧子恢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出包產到戶的主張，對於周恩來、陳毅同志在１９６２年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都作了高度的估價。
書中還談到６０年代初期，曾試辦托拉斯。
當時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領導同志，已經逐漸發現單靠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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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業，有不少弊端。少奇同志還說，要學習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很容易想象，這樣的看法不久後就被攻擊為資產階級觀點。總之，在那十年中確是經過正面、反面的經驗，得出過一系列好的思想，表現了擺脫“左”的思想束縛，避免蘇聯模式弊端的趨向。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思想只能在一個短期內多少起一點作用，或者簡直在剛產生後立刻就被抹煞了。
根據以上這些情況來看，人們也許會說，這十年的探索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收穫。
但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這是因為，第一，這十年雖然由於“左”傾錯誤而遭到嚴重挫折，但是如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薄一波同志這本書中所說的，我們仍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二，上述的在探索過程中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從長遠來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正面、反面的經驗，我們在１９７８年以後，就未必能那麼迅速地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在１９０年以後，世界上常有人提出問題說，為什麼中國能夠不發生像蘇聯、東歐那樣的變化？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當然要說，這是因為我們在近十幾年來已經走上了一條透過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但是，如果進一步追究，恐怕還應該回顧歷史，追溯到１９５６年，即我們開始十年探索的時候。在那時，中國的面前本來有一條毫無阻力的路，那就是一切按蘇聯的模式做。如果那樣做，就不會犯“大躍進”
、人民公社那樣的錯誤，也不會和蘇聯發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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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和衝突，而是維持“牢不可破”的關係，以至成為一個大的“衛星國”。最後，中國就會在８０年代末，不可避免地成為從莫斯科開始倒下來的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個！
由此可見，由毛主席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發起的探索，是多麼重要。
這種探索，固然沒有能夠使我們立刻避開蘇聯的模式的弊病，而且使我們曾在一個時期陷入嚴重的“左”傾錯誤，但是這些反面的經驗，給了我們以在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