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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的許多次失敗的經驗才能達到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們要掌握歷史的客觀規律性是更難一些，或更難得多。這是因為，第一，社會歷史現象不像自然現象那樣反覆地完全同樣地出現。物質生產和科學實驗，一次失敗了，可以在完全同樣的條件下重新進行，但社會歷史實踐就不可能是這樣的情形。第二，社會歷史現象是人們的活動所形成的。人們在認識歷史過程，特別是自己所親身參與了的過程時，往往容易因為有某些主觀成分的干預，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觀地科學地全面地去進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在研究以自然現象為物件的實踐經驗時，人們必須注意破除成見與偏見，那麼在研究社會歷史現象中更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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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這點。
這裡之所以特別指出掌握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是極為艱難的，無非是為了說明總結實踐經驗的重要性。這方面的認識是否正確，只有經過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的考驗才能判定。錯誤的認識經過實踐而得到糾正，不完全的認識經過實踐而逐步提高到完全的認識。
毛澤東說：“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２８４頁）很明顯的，要能從失敗中很好地取得教訓，就必須認真地總結經驗，也就是對經驗給以科學的分析。
社會歷史實踐是不可能完全同樣地重複的，但人們可以在新的條件下利用過去的成功經驗。如果不對成功的經驗進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
失敗的經驗之所以有用處，並不因為人們可以在完全同樣的條件下進行這種實踐。雖然具體條件變化了，但仍然可以利用失敗的經驗來改正自己的思想，這就更需要對經驗進行科學的分析。
二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歷了失敗、成功，失敗、成功的複雜曲折的歷程。
一次大失敗是在１９２７年，又一次大失敗是在１９３４年。對於失敗的經驗如何總結，是個重要的問題。
這裡只說一下１９３４年的失敗。
黨的力量在蘇區損失了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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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白區損失了幾乎百分之百。那時，紅軍被迫放棄南方根據地，艱苦地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
這個失敗說明了什麼呢？
當時在中國至少有三種說法。
國民黨反動派說，這個失敗證明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
還有一些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敗後脫離了黨的託陳取消派分子作出另一種結論。他們認為，１９３４年的失敗證明共產黨到農村去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這條路線是完全錯了；中國已進入了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無產階級只能進行合法鬥爭，不能進行武裝革命。他們的結論是取消革命。中國共產黨是怎麼總結的呢？遵義會議和以後黨的檔案都認為，１９３４年的失敗並不證明無產階級黨到農村去搞武裝鬥爭錯了；其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能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好，是因為在革命的戰略策略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
對同一個革命失敗的現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是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的反映。從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反共立場出發的人，當然樂於採取上述第一種說法。
託陳取消派的人數甚少，但他們的情況比較複雜，總的說來，他們既不瞭解中國的國情，又從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失敗中已經得出取消革命的結論，他們當然也不可能正確地認識１９３４年的失敗的經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對這次失敗作出正確的結論，是因為他們站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立場上，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如實地認識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並且對黨內的“左”
傾錯誤作了科學的分析。
這種結論的正確性在後來的實踐中得到了完全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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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以後的黨中央糾正了從１９３１年１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三年間在黨內佔統治地位的“左”傾路線，從而在長征以後使黨的力量重新迅速生長起來，為中國革命開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