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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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能否認的。

有人不承認同盟會為辛亥革命之領導者。其根據為，武昌起義並非同盟會之預定計劃，孫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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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意外“之言（《心理建設》第八章）

；在武昌起義的準備中起主要作用的文學社為同盟會以外之一組織，而武昌起義後各省響應又多有立憲派士紳參與，且起作用甚大。這些固然都是事實，但吾人認為，斷不能因此而否認同盟會之領導。

與文學社有關係之老人鑑於國民黨官書上文學社之名竟湮沒無聞，頗表憤慨（例如１９５２年出版章裕昆撰《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一書李六如所作序言）

，此情亦可以理解。武昌起義之準備工作，有同盟會會員組成之共進會參與，但主其事者實為文學社，而起義之發動，同盟會總部初未之聞。事實如此，不容否認。惟文學社及其前身以其他名義出現之組織多年堅持革命工作，均系受同盟會影響，故文學社社員於起義之後悉加入同盟會。武昌一舉，天地翻覆。立憲派士紳紛紛附和革命，固然加速了清帝制之崩潰，但辛亥革命所遵循者實為同盟會之綱領，而各省推動革命之主力泰半亦為同盟會黨人。同盟會領袖孫中山被推為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自非偶然。同盟會所持之思想與綱領，實為當時唯一最先進的思想與綱領。辛亥革命之勝利，為中國人民之勝利，亦同盟會之勝利。這是中國國民黨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或又云：辛亥革命雖然得到推翻帝制之結果，但民國徒有其名，成為北洋軍閥賣國的黑暗統治的幌子，則辛亥革命談不到勝利。康有為於辛亥革命後辦《不忍》雜誌，連篇累牘所申述者無非革命以後不如革命以前，共和不如帝制，從而加革命與共和以一切罪名。這是完全錯誤的一種看法。孫中山於民國六年（１９１７年）

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共和垂六年，國民未有享過些共和的幸福，非共和之罪也；執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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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斷之手段也。“

辛亥以前之報刊，每以危崖轉巨石喻時局。保守者惟恐其轉動，深懼其一動而不可止。從革命者的觀點看，古老中國這一巨石，不經過長過程的轉動，是達不到應有的結果的。辛亥革命既已使巨石劇烈轉動，雖一時不能完全達到目的，但前進之勢無力可以阻擋。從歷史的觀點看，須確認辛亥革命取得了偉大成就。

二

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經歷了一段坎坷顛躓的年代。

民國元年（１９１２年）

，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四個政團組成國民黨，意在取得議會多數，建立袁世凱統治下之責任內閣。國民黨之稱蓋始於此時。惟這次擴大改組與興中會之發展為同盟會大不相同。民國三年（１９１４年）

，孫中山雲：“試思國民黨之失敗，自改組以來即伏陰毒。分子既屬複雜，官僚因之侵入，將吾黨本來主義拋棄，對於國家不敢負責任。

主持黨務者，半為官僚所軟化“

（中華革命黨《第四號通知》）。

民國四年（１９１５年）

，陳其美致黃興書痛切陳述改組後“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齷齪敗類，更覆雨而翻雲”云云（陳其美此信在孫中山《心理建設》第六章中列為附錄）。

反袁的贛寧之役（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流亡日本。此時，北京議會中之國民黨人宣稱贛寧之役系孫、黃個人行動，“與本黨無涉”。黃興以及在國外組成歐事研究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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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人，又與孫中山政見不合。國民黨陷於瓦解。孫中山乃發奮重建中華革命黨。新建之黨雖以繼續革命，堅決反袁為宗旨，但其組織方法和綱領均不足以團結一切革命分子，聯絡人民群眾。因而在民國五年（１９１６年）反袁戰爭（所謂護國戰爭）中，起領導作用的不是中華革命黨，而是原來依附於袁世凱的進步黨人。袁世凱既死，以梁啟超為首之進步黨人結束護國之役，轉而依附段祺瑞。中華革命黨無法繼續存在，遂恢復國民黨之名稱，繼又改稱中國國民黨。民國六年（１９１７年）

，孫中山始在廣東依託於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之實力，進行護法運動。陸、唐初不過利用護法運動，與北洋軍閥討價還價。孫中山不能與他們合作下去，憤然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