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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的是，著名導演王濱在1959年與胡蘇、吳天合作編寫電影劇本《換了人間》，並親任導演時，突患重病，於次年年初不幸辭世。倒是該片的另一導演張水華，後來又陸續獨立執導了《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傷逝》、《藍色的花》等根據名著改編的影片，其影片多以深沉含蓄、精緻凝練見長。
影片自1951年在全國公映之後，在原同名歌劇已經家喻戶曉的基礎上，進一步產生了強烈的轟動效應，當時全國總人口5億，按觀看人數統計，平均每人都進入影院觀看過此片，所以，毫不誇張地說，《白毛女》一片創造了中國電影有史以來的票房最高記錄！該片於1951年榮獲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特別榮譽獎”，1957年當之無愧地獲得了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一等獎。
1960年，四川省成都市話劇團進京彙報演出，在首都的舞臺上也演出了他們團根據真實生活中羅昌秀的悲慘故事改編而成的話劇《四川白毛女》，在學習民族形式與藝術形式相結合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1964年的元旦過後，祖國的北方正是數九寒天、雪花霜凍的隆冬季節，然而，坐落在上海西郊的上海舞蹈學校裡，卻是熱浪滾滾。一場群情激奮的業務討論會正在火熱的氣氛中舉行。上海舞蹈學校受到當時戲曲界紛紛排演改編或新編現代戲的影響和啟發，又聽說北京的舞蹈學校正有意將《紅色娘子軍》搬上芭蕾舞臺，故當機立斷地決定將久演不衰的歌劇《白毛女》改編成芭蕾舞劇，並立刻成立了由校長李慕林、編導胡蓉蓉和作曲家嚴金萱組成的創作小組，從反覆觀看同名電影的基礎，到著手適宜於芭蕾表演的再改編，從劇情到音樂再到編舞，最終創作小組為此擬定出了一個“先片斷，後全劇”、“邊試驗演出，邊修改提高”的詳盡總體方案，只是對藝術上的整體構想，大家卻是“趕鴨子上架頭一遭”心裡沒有個著落。
春節的喜慶鞭炮還在鳴響，北京方面的《紅色娘子軍》劇組已悄悄南下海南、廣州先期體驗生活的訊息，迅速傳到“上芭舞校”。三人創作小組心急火燎般地上報請示後，也一路風塵地趕往廣州。此行目的一來想面見《紅色娘子軍》劇組的主創人員，儘可能多地挖掘到他們的創作思路，其二也是要去親自聽取當時在廣州治病療養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柯慶施的具體意見。
在此時，柯慶施和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張春橋提出要“大寫十三年”、“大演十三年”的指示精神，柯慶施在病床邊接待了《白毛女》的三人小組，對這出尚未“出生”的新劇，雖然認為並不是主創方向，但還是談出了個人的一些意見和看法，他說道：“芭蕾要改革，我們要搞民族舞劇，載歌載舞，使群眾喜聞樂見。”雖說上級領導短短的三言兩語並沒有非常明確地針對性指示，也似乎這個並不愛好文藝的領導還沒有弄清而混淆了芭蕾舞和中國民族舞在藝術形式上的根本不同，但他在輕描淡寫中透露出“載歌載舞”的話，讓三人小組茅塞頓開，心領神會地得到啟發並迅速找到了出戏的竅門。
三人小組帶著南國春來早的清新空氣，湧動著在他們腦海裡隨著閃現出來的創作靈感，又是一番行色匆匆地趕回上海。經過4個月夜以繼日的創作和排演，芭蕾舞劇的最早雛形——由蔡國英、顧峽美等主演的小型芭蕾舞劇片斷《白毛女》，在當年５月的“上海之春”文藝匯演期間，進行了實驗性的演出。透過高雅的芭蕾舞劇，演繹出同樣富有濃郁民族特色的舞劇情節，同樣引起臺下觀眾的感情共鳴。
編導根據突出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創作方針，在隨後的“精加工”中，在聽取碼頭工人意見座談會上的意見後，把歌劇和故事片中楊白勞被逼死的情節，改為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立意凸現，並用舞蹈形式專門設計了楊白勞拿起扁擔三次奮力追打惡霸地主黃世仁，最後終因體力不支後被打死的情節，這一情節的修改，雖然適宜於舞蹈動作的表現，也能夠突出楊白勞內在的鬥爭性格，且能加強兩個對立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同時，也為喜兒日後的伸冤報仇和堅決徹底的反抗，起到了順理成章的鋪墊。但從真實生活和當時的社會現實的角度上來看，這一透過舞蹈藝術形式而人為拔高的主題，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真實性。
此時，北京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已經正式亮相於首都的文藝舞臺，並且以其人們所熟悉而自然入戲的親切感，還有大舞臺上那美麗旖旎的海南風光佈景，舞與歌相結合的載歌載舞，更突出的是極富有中國民族化芭蕾舞步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