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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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圈內外一直是眾說紛紜,出處不同。除以上有關沿襲我國根據蘇聯影片中所選出的22個明星為依據之說以外,尚有其他多種不同的版本。有人說,當時所懸掛的明星照片是二十二寸,故此得名;王曉棠仍堅持由蘇聯“22大明星”脫胎而來的說法,因為周總理對夏衍的一番話,作為國家領導人關心電影界的例證,在當時被作為佳話流傳一時;而另據秦怡一說,則是當時根本就沒有固定的“22大明星”的稱謂,自己的大幅照片以前就曾經在“國泰”電影院大廳裡懸掛過,此次對她本人來說,不足為奇,只是不久以後與蘇聯關係破裂,正逢蘇聯召開“二十二大會議”,所以,與中國影壇上被評選出來並高掛電影院門前的數目正巧一致,帶有某種諷刺意味的“22大明星”一詞便在民間逐漸傳揚開來;曾經擔任上影廠多年廠長的徐桑楚,如今已經年屆九旬,作為歷史的見證人,他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記憶,也證實了當時4大電影廠根據文化部的指示精神,雖然都上報了各自拔尖和重點培養的演員,但最終是出於老中青演員隊伍的搭配比例,按照各個廠的分配名額,最終綜合評定,當時,也並沒有什麼“22大明星”一說,只是後來才被熱心的影迷朋友根據懸掛演員的人數,通俗、自然地傳叫起來,而在民間約定俗成。至於當時被評選上報和入選為“22大”的演員,在此之前,大多都是不知道這其中的緣故,而是後來在電影院裡才意外吃驚地發現到的,比如說在1962
年,龐學勤為拍攝《兵臨城下》做前期準備工作,路過北京時,電影學校的老同學趙聯、李孟堯邀他在北京新街口吃餃子。途中,他們領著龐學勤到新街口電影院大廳裡,看到正上方懸掛著“22張大明星”的巨幅照片,真是把龐學勤嚇了一大跳,因為事先大家對此都一無所知。而對於這一無尚的短暫榮光,金迪則說道,當時是怎麼評的,如何定的,她根本不知道。多年以後,才曉得是周總理逐一挑選、親自確定的。1961年年底讓拍照,對於演員來說,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她到天津去演出話劇《霧重慶》的時候,才非常吃驚地從電影院裡看見自己還有那麼大的照片懸掛在入場處的大廳裡。然而,這樣的榮譽並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好處,工資也沒有多增加一分錢,相反在“文革”運動爆發後,則成為了她的一大罪狀,罪加一等地遭受到殘酷的打擊和無情的迫害。
這“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在全國各地電影院懸掛以後,立即掀起了一股更為龐大的“追星”旋風,由衷喜愛這些明星的廣大觀眾,前往電影院觀看電影之前,都會不由自主、約定俗成般地徜徉在他(她)們的巨幅照片前,把他(她)們的閃亮風采與在此之前所塑造的銀幕形象,緊密地聯絡在一起。“22大明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是一個社會的見證,他(她)們作為眾多同行的代表,是一組集體榮譽的群雕,也是
夢斷“百花獎”
1963年3月1日起,第三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在成功地舉辦了第一、二屆後,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公開徵集選票的活動。三個月回收選票近90萬張,共評選出15項45個獎。珠江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南海潮》與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甲午風雲》、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停戰以後》,獲得最佳故事片獎。然而,該屆“百花獎”並沒有像前兩屆那樣如期地進行公開頒獎,甚至連最後的評選結果,也沒有公開公佈
《南海風雲》的最初萌芽
1948年下半年,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之際,為了迎接全國解放,適應全國解放後新的政治形勢的需要,許多文化工作者紛紛準備進入解放區,同時除了一部分繼續留下堅持工作之外,大部分都先後撤離上海,南下香港。
郭沫若、茅盾、夏衍、林默涵、邵荃麟、馮乃超、葉以群、周而復、司馬文森、洪遒等文化名人參加了設在香港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而在電影界享有“三老”之尊稱的陽翰笙、蔡楚生、史東山連同歐陽予倩、於伶、張駿祥、柯靈、王為一、白楊、舒繡文、陶金等一大批電影界人士以及屬下的“崑崙影業公司”,也都前往香港,開闢那裡進步的電影陣地。此時,蔡楚生便想把自己早年完成的一部舊稿《南海風雲》拿出來,作為在香港成立的“南國影業公司”的開門作品。於是,蔡楚生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利用空暇時間修改原稿,並將之改編成電影分鏡頭導演工作本。
此時,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急劇變化,轉眼間,中國內地幾乎全都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蔡楚生等人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