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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唯一覺得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我真是覺得欠她的太多大多。就拿我結婚那天來說，那是1996年的元月20日，是我與妻子早已訂好的結婚日子，我那時已被錄用為警察，不巧正趕上縣公安局舉行新民警封閉式集訓，但請帖已發出婚期無法推後。那一天等到快天黑了，鄉下還有很多禮節要過堂而我還未到，急得妻子直掉淚，孃家的人急得直跺腳，以為我當了警察就看不上女友了。其實那天我是遵守民警集訓期間不得無故請假這一規定，知道親朋好友都到場了新郎是絕對不能不去的，最後我還是鼓起勇氣向局長請了一天假之後火急火燎地趕往老家。待趕到時我的哥哥早已替我完成了一些儀式。當天晚上我又想方設法返回了集訓地。新婚之夜讓新娘子獨守空房，這件事居然在我身邊發生，使我妻子總拿這件事說我。”
“還有，那一年的年底，已經十月懷胎的妻子來到我派出所，那時正碰上嚴打鬥爭，我所在的派出所轄區為6縣1市的接壤地帶，情況複雜任務繁重而警力又少，我天天要下鄉調查、走訪辦案、收槍治爆當時所裡的老民警對我說你老婆馬上要生了，這段時間你就留在所裡照顧照顧吧。我只有對妻子歉意地說老婆你就多擔待點了。有一天就在我下鄉辦案不久，妻子陣痛發作了，留所的老民警趕緊將她送到醫院。待嬰兒生下後，我同事又買來雞蛋麵條，借來嬰兒的衣服，而我這個做父親的，居然不在身邊”
“當我得了病之後，她在上海長征醫院一個多月中幾乎沒睡過一個囫圇覺，回到家後給我煎藥、喂藥、擦身在我面前她不想讓我看到她的悲哀、痛苦，她常常強顏歡笑。我有時在想，是我連累了她。”
“有的時候，我痛得實在受不了，甚至想到了自殺的時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妻子，想到了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就堅定地對自己說，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
我一次次地被感動著、震撼著。
在離開的時候，崔永生說了這麼一段話：“戈冰劍，你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警察，這一點上我們是相似的，你有很多優點，人品、能力都沒得說，可就是隻知道埋頭工作，不知道抬頭看路。對，還有那句話，有點不講官場政治，所以，也不適應當前的形勢。像你這種性格，真的不大適應在基層，有機會還是離開吧。”
我點點了頭，想辦法離開的想法又再次復甦了。
在回到所裡後，我幾乎是用心和淚寫出了《笑傲死神》的專稿，寄給了《警察天地》雜誌，在文章結尾，我描述道：穿著警服的崔永生躺在床上，動情地唱起了：“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歷盡苦難痴心不改，少年壯志不言愁”，他的眼神是那麼的堅毅和執著
之後不久，正當我在外地辦一個解救拐賣婦女案的時候，我接到崔永生妻子的電話，一接聽，就聽到一陣嗚咽，我的心一涼：他走了，永遠地走了。
崔永生妻子平靜地說：明天縣裡開追悼會。他在臨走之前特意交待我要感謝你，還有，希望你能把那篇發表了的文章送給我做個紀念
我淚水奪眶而出。
4
一夜無眠，我想了好多好多。
據統計，在剛剛過去的2002年，中國有381名警察因公殉職，5000名警察負傷。在2001年，160萬公安民警中有443名民警為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英勇獻身。1993年以來，全國公安民警平均每年犧牲3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一名民警犧牲。在和平年代警察是最危險的職業，算是深有體會，包括耳聞目睹身邊塗雷局長還有一兩個同事的因交通事故殉職，可畢竟和他們不常在一起，對其的生死，對血淋淋的場面，除了當時唏噓一番以外，作為局外人多少有些麻木，因為這種職業，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們已經失去了常人對生死的態度，所以，要苛求我們對每一件事情去動容就很有些勉為其難。不知聽誰說過，人是極其渺小的，在每個地方，每天都有人出生和死亡，生命就這樣輪迴著，無論你是平民或者權勢之人，時間久了，你就會從人們的印象中抹去，無論你怎麼去抗爭，你終究歸於塵土。死，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只是歸宿而已，要去的終究要去，只不過你活的方法有可能決定你死的方式，犧牲也好，自殺也好，被人殺，老死也好，都是死的方式之一。
但是如今，一個活生生的戰友、一個正當年華的好朋友從身邊消失還是第一次。這份悲慼，這份沉重，卻是從來沒有過的感受。
一個人到底為什麼而活，一個生命到底能承載多少生命之重、多少生命之痛。在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