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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科長在。
說起崔永生，彭科長唏噓不已，連說幾聲想不到。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崔永生確實蠻堅強的。這麼些天來，居然拖著病腿堅持上班，唉，這也怪我們，怎麼就沒有想到早一點讓他到省城醫院檢查呢？”
“這也不能怪你們呀，要怪就怪縣醫院。”我連忙安慰。
“我不得不佩服這個小子，就在十多天前，省人大司法檢查組到新安市進行公安執法質量檢查，隨機抽調了我們縣12起刑事、治安案件。在頭一天晚上，崔永生還對這12起案件進行了重新審閱、整理，忙到凌晨
2點。我考慮到他的腿不方便，建議他就不要親自將案卷送到省檢查組所住的新安市白鷺賓館，哪曉得崔永生不肯錯過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堅持要到現場彙報並聽取考評。由於檢查組住在8樓，乘坐電梯也要上一層樓的臺階，這個時候十多二十個臺階對崔永生來說已無異於上刀山。我看他艱難的樣子，就攙扶他走進8樓會議室，待在位置上坐定之後，他已是一臉蒼白，大汗淋漓，襯衣全被汗水浸溼。此時的崔永生硬是靠著非凡的毅力在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的情況下對抽調的12起案卷進行了詳細的彙報。省人大檢查組的同志發現了他表現的異樣，關切地問他是不是生病，他居然搖搖頭說沒事。”
“誰也沒有想到，崔永生會得這樣的病。”
彭科長後悔地說：“起初我還罵過他，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為忙於執法質量考核的迎檢工作，崔永生對全縣送過來的案卷—一閱審。可能是腿疼得實在坐不住了，就躺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看案卷。我那時還不知情況，看到他上班還睡在沙發上，就批評了他說你啊怎麼搞的上班還睡大覺。但崔永生沒有吭聲默默地坐起來。”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錯怪了他呀。”說這話的時候，彭科長聲音很低沉。我知道，崔永生的業務非常強，算是他的愛將啊。
我長嘆一口氣。前兩年，就在我們局裡，一個剛退下來的分局長50多歲，起初感覺到喉嚨有些異樣，到醫院一檢查，確診是喉癌，還沒有到半年，就離世了。
2
自那以後，我就不時牽掛在這位在上海治療的兄弟，心想什麼時候有空去看看，正當準備啟程的時候，又突然聽說他回來了，連醫院都不住了，就呆在家裡養病。
我趕緊來到他所住的地方，他的房子在我原來曾住過的房子隔壁，前文說過，這是一排70年代所蓋的紅磚青瓦平房，稱作為“母子間”，即前後兩間房，還帶一個廚房，
年代的久遠使房子潮溼陰暗，時不時就有老鼠和蟲蛇等東西出沒，我在這種條件下也曾住過兩年，後來集資建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搬到新房裡去了。現在在這種地方住的已經沒有幾個了。
在那寒酸的、家徒四壁的“母子間”裡，我看到了穿著警服躺在床上的崔永生，他已經是瘦骨嶙峋，昔日高高大大的一壯漢現在是判若兩人，據說一個月來他粒米難進，吃了就吐，170多斤的體重已減至
110來斤。我幾乎都認不出來了。
崔永生試圖要爬起來，我輕輕地按住他，在他身邊坐下，問：“怎麼樣？很痛嗎？”
“咳，痛得要命。每天都要經受疼痛折磨呀。”崔抽著冷氣，苦笑了笑，艱難地，“戈冰劍啊，你知道嗎？這種病就是痛。當時在由省二附醫院轉往上海長征醫院確診的火車上，我的左腿骨活生生地斷了，這種痛用刀剮釘刺、鑽心剜骨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當時我的嘴唇都咬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這麼多天，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痛呀。我好多次痛得真想自殺，一了百了。”
我真的無法想象他是怎樣熬過來的。
“當我在昌都初診的時候，我得知居然得了這種惡病之後，我真的是萬念俱灰，我總覺得是在做夢，覺得這不是真的，可這又是現實，我只有一次一次地問我怎麼會得這種病呢？”
“在轉院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的日子不長了，我沒有辦法只有認命，我想了很多，我才發現我的人生中還有這麼多的遺憾。遺憾過後，我想通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像個樣子。”
說這話的時候，他露出了堅毅的表情。
“在上海，我做了第一次手術，醫院50多歲的資深主治醫師史建剛博士扒開我的左腿骨一看，癌細胞已轉移並擴散到肝部，肋部他輕嘆一聲。依他多年的臨床經驗，醫療已是無濟於事了。手術結束後他悄悄地告知我的妻子。這一細微動作被我發現了，我微笑著對史博士說我有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