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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對手都面臨著信仰的抉擇。在羅馬帝國。主要是基督教、摩尼教與羅馬多神教三者之間地競爭，最後在君士坦丁大帝時代（306337年）確立了基督教的統治地位。而在波斯，則是原來的祆教同基督教、摩尼教的三足鼎立。在沙普爾二世地前輩巴赫拉姆一世、二世時期，曾大批迫害、屠殺摩尼教徒。大大削弱了其影響，但基督教仍在迅猛發展，到沙普爾二世在位初期，基督教徒已佔了波斯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大有取代祆教之勢。引起祆教祭司階層的恐慌和仇視，加上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已取得了正統地位，在波斯帝國的基督徒就難逃“內奸”的嫌疑。於是，在祆教祭司地慫恿下，沙普爾二世從公元339年開始對國內的基督徒大加迫害，大批基督教徒被殺，無數基督教堂和聖物被毀。倖存的基督徒還必須交納超高的人頭稅。中東的基督教雖然並未因此消亡，但從此一蹶不振。
對於這個問題，華夏的曾華曾經於長安國學的學者教授們討論過，最後得出地結論是沙普爾二世地這些舉動對華夏來說是利大於弊。自從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中東之後，中東進入了數百年的“希臘化時代”，大大拉近了中東和歐洲在文化上的距離，而隨著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如果其在兩地都能得到統治地位，那麼在基督教普世精神的感召下。歐洲和中東在文化上融合成為一個整體也許將不是一個夢想。到那個時候，勢力強大的基督教世界將可以直接威脅到華夏帝國的西疆。
但沙普爾二世對基督教的迫害卻打破了這個夢，他的屠殺和迫害在歐洲和中東之間劃出了一道信仰地鴻溝，這道鴻溝將越來越大，終於變得不可逾越。歐洲和中東之間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千年對抗。其實就是從這個時候已經揭開了序幕。而且對於波斯帝國來說。沙普爾二世使他們的民族英雄，因為他在某種程度恢復了波斯自己的民族性。
討論出這個結論的國學教授們都有了新地想法。既然羅馬帝國和基督教沒有能夠征服波斯和祆教，那麼就讓華夏帝國和聖教來征服它吧，讓它成為基督教世界和聖教世界之間衝突地最前沿，這樣對華夏帝國來說就有了一個巨大的緩衝地區。歐洲這個基督教世界必須直接面對聖教化地中東和波斯的長年衝擊，而華夏帝國卻可以在後面大力發展，併為這個衝突提供“動力和資源”。曾華非常支援這個觀點，因為他知道在異世歷史上波斯和祆教最後是被誰征服的，既然如此，就不如趁著伊斯蘭教還沒有出現，趕緊佔坑。
沙普爾二世是無法知道華夏的國策戰略，他知道波斯面臨著越來越兇猛的聖教傳教風潮。先是河中、吐火羅和辛頭河貴霜地區，都開始聖教化，而緊挨著他們的呼羅珊地區則受到來自西邊和北邊的聖教衝擊。透過吸收希臘、天竺、波斯文明以及借鑑基督教、祆教、摩尼教的優點，聖教又完成了一次改進，它的思想體系更加完整和哲學化，加上它嚴密的組織，先進的傳教手段，配合華夏人的強勢，聖教變得更加犀利了。
在呼羅珊已經大量出現聖教團體，他們修建聖教教堂，按照聖教習俗和規則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與那裡的祆教徒發生衝突，時不時出現流血事件。有華夏人支援，呼羅珊的聖教徒比祆教徒更有攻擊性，他們成群結隊地攻擊對總是指責自己的祆教徒，而昭州的華夏人卻在那裡大聲疾呼“支援教中兄弟！”，大肆提供精良的華夏兵器和金錢支援。
訊息傳到泰西封，沙普爾二世非常頭痛。做為一名虔誠的祆教徒，沙普爾二世當然是站在祆教徒這邊，但是他還是波斯帝國的皇帝，他還必須考慮更多的東西。
開啟地圖不難發現，華夏帝國昭州的河西郡就橫在伊朗高原的北邊，他們將原來的西徐亞人趕走後便成了那裡的主人。居住在那裡的多是原本居住漠州和西州的鮮卑人、柔然人和悅般人，其中駐紮在那裡的“鮮卑軍”最為出名。波斯帝國曾經“僱傭”過他們去攻打反覆無常的亞美尼亞王國，這些舉著陰陽魚旗的騎兵所表現出的戰鬥力讓所有的波斯人都感到震撼。
如果一旦對呼羅珊的聖教徒採取某種行動，很難保證河西郡這些非常虔誠的聖教徒會幹出什麼事情來。他們只要換上自制鎧甲，偽裝成馬賊，翻過高山便可以直接殺入波斯帝國的腹地…伊朗高原。更危險的是現在華夏人可以透過裡海、伏爾加河、頓河、黑海與羅馬帝國直接建立聯絡，一旦他們達成了針對波斯帝國的“某種協議”，波斯帝國就遭到來自東西兩個方向的進攻，而且這個進攻是目前世界最強悍的兩個國家發動的，它帶給波斯的災難將無法預計。
在種種顧慮之下，沙普爾二世終於做出了一個艱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