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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和平協定、開展了副總統主持的重新“塑造”政府的努力，再加上第一夫人的衛生健康改革計劃公佈，他透過任期中實實在在的政績取得了人們的信任。克林頓日子好過多了，看起來他又成了偉大社會變革新希望的化身。
有些評論家說，這種轉變時期開始於我到白宮前後，所以主要功勞或許應歸於我。全然不是這麼回事。我只不過是起到輔助作用的人員之一，克林頓才是這次東山再起的總設計師，就像他在生活中的其他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一樣。
克林頓本來已經為自己挖了一個很深的“坑”，可他現在要振作精神爬上來。他善於重新發現自己過人的力量，並使它們成為自己的優勢所在。他手下的人只是為他創造出一個支援環境。我們加強了白宮的管理，使他不被混亂纏住身子。我們熱情地對待他，他成功，我們為他歡呼；他失敗，我們為他鼓勁。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講，我們為他創造他獨立完成工作的“安全空間”。
我年輕時就知道那些當總統的人對工作的意義通常比手下的人理解得更清楚，他們是百姓選出來的人，可要是他們的僱員參選可能一票也得不到。保守派說過：“里根就是里根。”這是正確的。現在還有什麼更好的說法麼？我想還是說“克林頓就是克林頓”吧。老實告訴他你對他的的真實評價，但是不要用你的評價取代他的。相反，僱員應該讓總統把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克林頓夫婦都急於建立白宮新機制。一些變化只是表面文章，但在白宮的小天地裡卻是驚天動地的，比方說，任職初期，斯蒂芬波洛斯打算保持記者採訪通道暢通，可是希拉里和蘇珊·托馬斯卻想讓他們躲到馬路對面的老行政大樓裡去。作為一種折中的方式，記者接待室和新聞署長之間的門封上了。記者們必須事先得到允許才能採訪斯蒂芬波洛斯和邁爾斯。這個通道以前從來沒有阻塞過，記者們對這種變化立刻覺得反感，斯蒂芬波洛斯和迪·迪也不高興。
我和希拉里的第一次談話，就談到請她讓人把門重新開啟，她立刻就同意了。她甚至奇怪為什麼以前沒有這麼做。儘管這只是個微小的舉動，新聞界還是把它看作一個象徵性的姿態，它預示著更美好的前景。接下來的那個階段證明記者們的判斷是對的，克林頓夫婦同意更多地和新聞界接觸，還請他們參加了那年夏天的一系列宴會。克林頓因為感到記者們不再逼迫他，就不覺得那麼緊張了，也恢復了他談話時的輕鬆感。與新聞界的戰鬥已經接近尾聲。
在信心的鼓舞下，克林頓把視線同時聚焦於其他權力中心。較長時間以來，他只是把對外政策當作雜耍，好像他正在對外交政策專家說：我處理國事時，讓世界上太平點兒！冷戰時期，總統們一般得花６０％的時間處理外交事務。布什時期，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７５％。克林頓當政早期把這個數字顛倒了過來：國內事務佔據了７５％的時間，外交事務的時間還不到四分之一。外國大使們對他們的政府首腦排不到克林頓的日程上去十分惱火。一架小型飛機在白宮草坪上墜毀後，人們開玩笑說，那是中情局吉姆·伍爾西局長想要得到召見。半個世紀以來可還沒有哪個總統對偌大的世界如此淡然。
既然又出現了漏洞，克林頓只好更加聽從國家安全顧問託尼·萊克和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的建議。他們告訴他說他有能力成為外交政策強硬的總統，但他得參與到外交事務中來，不是修修補補。每天都應有一個全面的簡報，應定期會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每週還應與國務卿單獨會面，他的日程表應把外交政策作為白宮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克林頓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議。可他還是不積極地去仔細考慮外交事務中的問題，因此作出的決定往往是雖顯得機敏卻過於簡單化。可畢竟他有所改進。一般來說，他最終能夠處理好外交政策的大問題。
我們也在努力放緩白宮裡的運作速度，以便減少混亂，讓他有機會喘息一下，也好進行深入的思考。歷屆白宮政府裡都有不同程度的混亂。里根開玩笑說，他的白宮裡能手也不知道其他的能手在做什麼。但是克林頓的白宮早期的混亂令人難以容忍。愛整潔的副總統戈爾用了一個恰當的類比：我們就像１０歲的孩子在踢足球，沒有人站好位，所有的人都圍著球擠做一團。
的確如此。當總統準備到玫瑰園參加一個公眾儀式時，因為這種場合總要邀請記者來公開提問，所以總有１０到２０名工作人員衝進總統辦公室，轉來轉去，雨點般地扔給他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議。一個人湊到他耳邊小聲嘀咕，另一個塞給他一張小紙條。所有這一切雖都是出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