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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是第一號大戰犯，確實應該受到嚴懲。從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侵華戰爭開始，到1945年9月2日簽署投降書為止，他推動和指導了一連串的侵略戰爭，使得數以千萬的亞洲人慘遭殺害，數以千億的財富被摧毀。在這巨大而嚴酷的戰爭責任面前，他的罪昭然若揭。然而他卻奇蹟般地逃脫了對他的懲罰，其原因如果僅是歸結為他個人的狡猾乃至軍國主義分子破碎力量的支撐，那就未免簡單了點。
危險正逼近天皇。戰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稔彥向日本人民提出了〃一億總懺悔〃的號召，主張〃軍、官、民都要反省，都要懺悔自己的罪過〃。然而日本人民沒有罪，他們同樣是受害者，在這場戰爭中，日本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有多少人流離失所，多少田園荒蕪破廢，多少工廠從工人的血肉中擠榨出鋼鐵機器。這種轉嫁罪責的做法註定是徒勞的。東久邇又硬著頭皮找麥克阿瑟，向他建議由日本政府自己設立法庭懲罰戰犯。但這是早在答覆《波茨坦公報》時就已經決定的問題，麥克阿瑟也無法更改。東久邇是裕仁天皇的親叔父，當8月15日播放了《停戰詔書》，鈴木內閣全體辭職後，在戰爭中持溫和立場的東久邇未經重臣會議討論，就在天皇授意下立即組閣，處理投降善後事宜。他把保護天皇看作他神聖的使命。
乞憐於帶著血腥的復仇殺機而來的盟軍是無望了。等待是恐怖、痛苦而屈辱的。對於其職業就是殺人的法西斯暴徒來說，自絕也許是最好的逃避。繼阿南惟幾大將掀起的自殺風暴之後，東條英機大將和杉山元元帥又掀起持續的風暴，先後有30多個陸海軍將領和政府要員自赴黃泉。前首相近衛文麿的自殺方式是日本軍人所最不齒的。
1937年，46歲的貴族近衛文麿成於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任首相的當天，近衛文麿就在他的組閣宣言裡聲稱：屬於〃非持有國〃型別的我國必須確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利，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確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內閣負有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現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銷路的自由；現在國際正義還沒有實現，這就成為我的大陸政策的正當化的根據。
〃拓展生存的空間〃。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理。
近衛上臺僅33天，就以盧溝橋事變為導火索，發動了侵華戰爭。此後兩次派兵增援華北日軍，並與軍部宣佈要進行〃膺懲〃中國的〃聖戰〃，建立東亞〃新秩序〃，致使侵華戰爭全面展開。近衛政府還與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簽訂了《三國軸心協定》，對內頒佈《國家總動員令》，組織〃大政翼贊會〃，強化法西斯體制，一手把中國推進苦難的火海，一手把日本拽向黑暗的深坑。
近衛文麿是一個有著狡猾性格和圓熟政治手腕的傢伙，慣於投機取巧，八面玲瓏。1945年2月，當日本敗相無遮的時候，這個喪心病狂的戰爭販子竟換上另…副面孔，向天皇呈遞了譁眾取寵的《近衛奏摺》，陳請天皇以國體為重，儘早議和。日本投降後，他就是憑這套本事，出任了東久邇內閣的國務相。短命的東久邇內閣辭職後，他繼而出任了幣原喜重郎內閣的內大臣府御用掛。經過一番詭秘的奉迎賣好，麥克阿瑟認為他是隻可驅遣來反共的犬矢，又委託他領銜修改日本憲法。看來這個不倒翁就要實現另一種逃避了。
只有黑暗能掩藏罪惡。一個人或一種勢力能營造出這種黑暗，但它畢竟是有限度的。國際社會要求問罪近衛的強烈呼聲同時是對麥克阿瑟的嚴厲譴責。盟軍最高統帥部對敵情報調查科科長諾曼經過大量調查取證提交的一份備忘錄，反映了這種聲音。他在列舉了近衛的犯罪鐵證後斷言：近衛的最大責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亞洲國土的速度；繼續進行對中國的戰爭；使日本加入軸心國；在日本國內強化警察的鎮壓，促進法西斯統治的形成。〃在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國際社會的要求下，盟軍總部將近衛列為甲級戰犯，向他發出了逮捕令，限令他於1945年12月16日之前到東京巢鴨監獄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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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死都是天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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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的罪，又知道自己矇混不過去，自幼就接受〃近衛家是天皇家屏藩〃教育的近衛就知道已到了以死報效天皇的時候了。接到逮捕令後，這個貴族名門出生的政客儘管內心像烈馬四蹄下的汙泥地一樣濁光飛濺，但他有足夠的經驗擺出一副平靜的模樣。他又像是安慰自己，又像是盡忠天皇似地對中學時代的密友後藤隆之助說：〃估計主要是審問我有關'七·七'事變的問題，如果追問事變根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