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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戶處在和天皇非常接近的位置上,對所有的問題都向天皇提出過建議。可以認為,內大臣是天皇的最重要的進言者,是能根據自己的意圖影響天皇的唯一的人。如果考慮到天皇的決定是接受了內大臣的建議而作出的,那麼木戶的責任就顯得重要了,可以說,作為天皇的責任建議者,木戶對他任內大臣期間所發生的事件是有責任的。”
人道或非人道在這裡出現了微妙的悖論,被訊問者或者背叛信義,或者旗幟鮮明地堅持罪惡立場。廣田的表現卻是雙重的非人道。儘管廣田在秘密訊問中機敏過人,但終究還是被推上了被告席,沒有能夠逃脫被公開審判的命運。
現在可以斷定廣田為什麼拒絕為自己辯護,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像死魚一樣的沉默了。他說了那麼多的假話,把罪行都推到了夥伴們的身上,如果他站到證人席上為自己作辯護,把自己的話再證實一遍,他將被痛擊,被扒皮,他將落入多麼孤獨難堪的境地。
戰後,以描寫廣田生涯歷史小說《落日似火》而出名的日本作家城山三郎試圖對這種情形作出解釋,併為他洗刷恥辱。他寫道:“人只要說話,便肯定要為自己辯護,其結果便是說出他人的過錯。廣田想,只要檢察局在等待著這種情況的發生,自己就什麼也不說”,從而達到“不為己計”的心境。可惜這種“什麼也不說”只出現在檢察局秘密訊問之後的公審法庭上。
廣田選擇了沉默。他並沒有氣餒,並沒有放棄什麼權利,他是以沉默作為辯護和抗訴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話在潛在地起著作用,他在期待著法庭作出錯誤的判斷。廣田是深刻的。連桑德斯基對他做出的結論也顯得混沌而無力。桑德斯基寫道:“從對廣田的訊問來看,沒有證據表明他是侵略行徑的煽動者,或者是支援陸軍對外擴張政策的主導者;不過也沒有證據能夠積極地證明他不是軍部的同謀。廣田即便不是戰爭的發動者,也起碼是侵略的各個階段中的機敏的追隨者。他對陸軍侵略政策的反對僅限於討論的範圍,如果他從根本上反對的話,他就不會從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這樣強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歷史是嚴峻的,法庭是無情的。大量的人證和物證表明,是廣田弘毅開啟了潘多拉的魔盒,推進了日本的戰爭體制,推動了擴張的政策和戰爭的陰謀。他判定犯有“破壞和平罪”。他還被判定犯有“違反人道罪”,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指出:在發生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時候,身為外相的廣田面對強烈的國際反響,只以軍部“暴行很快會被制止的”這個輕飄的口頭保證作幌子,而“沒有在內閣會議上主張立即採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採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來停止暴行,這是他對本身義務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證沒有實行,並且每天都進行著成千上萬的殺人、強姦婦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卻以此種保證為滿足。他的怠忽已構成犯罪。”
廣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裡盤算著。1948年11月12日,國際軍事法庭以犯有八項戰爭罪行,判處廣田絞刑。聽到這個判決,他的臉宛如爆閃出雷電的夜空一樣慘白,接著他才意識到他的夢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謂文官,應該屬文人一類。所謂文人,他應該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代表,應該具有高度的理性。為了維護人類的尊嚴與發展,理性建立起了社會法律體系、倫理和道德觀念,它譴責和懲罰一切非人道的行為。然而,廣田迎合法西斯運動,成為國家法西斯化程序中一個重要的過渡性人物,墮落為人類理性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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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戰車推上陣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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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0年代以來,在日本法西斯體制加快形成的過程中,有幾個堅定有力的骨幹分子,他們是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陸相的荒木貞夫是這幫人的頭目。在他們的直接參與和陰謀策動下,日本內閣中一次次激濺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檢察官基南宣讀了長達42頁的《起訴書》,指控28名戰犯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罪、違反人道罪三大類55條罪狀。英語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語言,被告人按英譯字母的順序依次被起訴,荒木貞夫由此成為被國際軍事法庭起訴的第一名甲級戰犯。荒木貞夫被指控犯有九項罪。當法庭庭長韋伯詢問荒木貞夫是否承認自己的罪行時,荒木以僵硬而果決的語氣回答:“無罪。”檢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證據,並當庭播放了一部有聲電影《日本之關鍵時刻》,這部影片是荒木任陸相時拍攝的。
“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