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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兩人心領神會。就是說財閥成員大力推動飛機大炮的生產，幫助政府達到戰爭目的，獲取高額利潤，這還夠不上當戰犯的資格，還不能構成“破壞和平罪”。
於是他們向基南“負責”了。經過一通“偷工減料的偵查”，他們向基南提出一份報告。在執委會上彙報的時候，他們埋怨時間太緊，說要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對財閥們進行綜合性的調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這麼幹，我們只調查那些被列入戰犯名單的實業家。可是，能掌握的關於嫌疑犯的情報都是些能寫入名人辭典的溢美之詞，而這些嫌疑犯的知識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們說出不利於自己的話來。我們中間的一個雖然有64歲了，且在俄亥俄州當過40年的律師，可是，我不是日本問題的專家，更沒有關於財閥方面的知識，心裡虛而困惑，手無王牌而軟。所以，唉，只有瞪著兩眼乾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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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處置吸血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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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差點沒把自己說成是個空啤酒桶，可憐兮兮地讓人滾著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胸有成竹地拿出結論。
他們說，眼下不要把鯰川義介、古野伊之助、鄉古沽、大河內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島知久平幾個人當作被告，因為這些人都說自己反對戰爭。就拿前《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來說吧，他說他在戰爭期間所作的“鬥志昂揚”鼓舞日軍的報道，是迫於壓力而不得不為之，否則他的報紙將得不到紙張；更有說服力的一點是，他說他曾向東條英機和星野直樹書記官長提出過抗議，反對他們錯誤的新聞政策，反對他們向國民說謊。當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託了一下金絲邊眼鏡，環顧一下眾人的反映，接著說下去。當然，《讀賣新聞》的鈴木東民總編有相反的意見，他強調說正力是一位極端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曾經積極地與好戰分子進行合作，但是前社長卻說正義曾反對日美戰爭。於是，我們寧可相信其本人的話。
至於其他的人，中島說自己反對軍部及其侵華的政策；池田和藤原雖然有成為被告的可能性，但兩人已年邁，又染病在身。儘管檢察方面的協助者田中隆吉說池田給極右分子提供過資金，但另一個人卻說池田由於一貫反對軍國主義的主張，反對對美開戰，軍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謀害他。還有人報密，說池田和津田曾當過為建立日本和滿洲新秩序而設的“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顧問，但在訊問中他們矢口否認。
就這樣，大財閥們被一個一個地從嫌疑犯的人堆子裡扒拉出去，最後孤零零地剩下一個星野直樹。
聽了兩人的彙報，基南滿意地點點頭。“是呀，我本打算選擇一名代表財閥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話，這個人最好與新舊財閥都有關係。可是沒有符合條件的人選，這個打算只好放棄了。”
這大概是吸取了紐倫堡審判的教訓。德國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與大軍火商克虜伯兩個大財閥被送上了被告席，後來在眾目之下搭救他們，招惹了太多的麻煩。
基南甚至想出一個貓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壞和平罪’予以起訴的證據不充分，而長拘禁不予起訴是非法的。”財閥遂被悉數釋放回家。
這種不正常的情況引起蘇聯等國檢察官的不滿，也引起了國際進步輿論的指責。面對記者，基南與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基南正顏厲色地說：“我們既沒有收到著名經濟界人士同發動戰爭者共同謀劃的證據，也沒有發現這些證據，這一點與德國完全不同。在德國，希特勒騎在馬上的時候，企業家扶著馬蹬。在日本，銀行家和經濟界要人即使扶著馬蹬，那也是被槍口逼著乾的。”
霍威茨則以平靜的口吻說：“從日本的許多情況來判斷，只要不能確切地判定其有罪，那麼，控告實業家就非屬上策。這是因為，如果他們受到了無罪判決，那麼，日本的實業界和實業家的戰爭責任就將被全盤否定。”
正是日本皇室、陰謀家、大財閥與法西斯軍人的這種利爪、胃和腦袋的聯盟，使日本實施擴張主義政策，向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全面發動了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
*第六章屠城血證
在月輝和夜色中，金朝年間修建的盧溝橋像一楨古老的剪影。橋欄杆上蹲著工藝化的小獅子，橋頭立著乾隆皇御筆親題“盧溝曉月”石碑，橋下流動著胭脂粉河水。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文化氛圍，寧靜，溫馨。就是在這裡，1937年7月7日深夜11時40分，幾記刺耳的槍響打碎了這夢一樣的氛圍，日本蓄謀以久的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了。北平和天津相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