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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命，我的生命不如一匹軍馬值錢。在中國，我禽獸般野蠻的暴行使難以計數的中國婦女、兒童失去了親人，我的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今天我作為罪惡滔天的戰犯得了病，中國政府卻花了很大的力氣使我恢復了健康。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我不能對中國政府的仁德和天皇的罪惡視而不見。”高血壓、癱瘓病、肺結核、梅毒得到了積極耐心的治療。視力衰退的戰犯配上了眼鏡，掉牙的戰犯配上了牙，腿殘的戰犯裝上了假腿。
監房彷彿變得寬敞明亮起來。圖書室產生了強烈的磁力。醫務室充滿了人間的鳥語花香。文體娛樂場所傳出了陣陣歡笑聲。
飯菜是充足可口的，每天晚餐的麵食變著花樣：烤麵包、饅頭、花捲、麵條、豆沙包子、肉餡包子、油煎餅、糖三角等，一個星期沒有重樣。戰犯們還吃到了自己種的菜豆和養雞產的雞蛋。
永富博之用鑲上的牙齒嚼著香噴噴的花生米。他想起在山西聞喜縣白石村的一次掃蕩中，他用刺刀扎進一箇中國平民的嘴，刺穿咽喉，割下舌頭，把牙齒全部打掉的情形。淚水從他的眼眶裡湧了出來。
“895號！”看守員在監房門口低聲叫道。
島村三郎乘上一輛用卡車改成的囚車，車上用膠合板隔出四小間。車子跑出一公里左右，在一座較大的建築物前停了下來。他被帶進這座建築左側靠裡面的一間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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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鐵窗生涯重新開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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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屋，迎面撲來一股熱氣。屋中央的火爐吐著的火苗，上面坐著一把圓形水壺，燒開的水在噗噗地響。靠窗戶整齊地擺著三張寫字檯。檢察官張儀走了進來，他個子很高，大約有二十七八歲。
“請坐。我叫張儀。”他很簡潔：“你是從何時參加侵略中國的戰爭的？”
“1934年5月2日，我為了上大同學院來到滿洲。”島村三郎故意迴避“侵略”這個字眼。
“那麼，把你來華後的履歷談一談吧！”
“在前些天交的筆供裡，我把情況都寫進去了。”
張儀哈哈冷笑一聲，從黑皮包裡取出“筆供”：“就這麼簡單？”
島村心神不定地說：“我是按貴國的要求寫的。”
張儀檢察官用日語將島村三郎的供述材料唸了一遍，然後猛力一拍桌子，厲聲訓斥道：“你這是什麼態度！在中國犯下的侵略罪行，你必須認真交待！”
蘇聯移交給我國政府的戰犯，其犯罪地點遍及各淪陷區，調查工作是相當浩繁艱鉅的。公安司法部門從各地調集了大量人員，除了到受害地點找被害群眾進行調查外，一部分檢察官、書記員、翻譯員、辦事員來到管理所，一邊收集證據，一邊開始對戰犯進行偵審。管理所周圍的所有大建築，都成了審訊室、辦公室和宿舍。房源不足，在管理所院內的空地上，臨時搭起了許多帳篷。
在第一次受審後，島村三郎同監的幾個戰犯都認定：“如果坦白了，就難免一死。”在後來的審訊中，島村一直抱著這樣的念頭，進行消極的對抗。但在檢察員有力的證據和機智的盤問面前，他的防線一層層地被攻破、摧毀。
九月中旬的天空是晴朗明淨的。千餘名穿著黑衣服的戰犯走進運動場，黑壓壓地坐了一片。檢察官們坐在臺上。肩頭戴著金色中校肩章的孫明齋站了起來：
“坦白檢舉大會現在開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坦白罪行。”
日本投降時，古海忠之擔任“滿洲國”總務廳次長，是文職戰犯中職務最高的一個。他似乎悄悄地整過裝。他登上講臺，鄭重地低頭行禮，拿出了講稿。
古海忠之以沉甸甸的語調，交待了自己在偽“滿洲國”10年之中，參與策劃各項政策法令、實行經濟掠奪、推行鴉片的種植和銷售、實施法西斯戰爭宣傳等罪行。他說了約一個小時。最後說道：“過去，我認為使中國人民遭受種種苦難、悲慘和不幸，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自己光宗耀祖。我現在認識到，我簡直是人面獸性的魔鬼，是一個失去人性的不知羞恥的魔鬼。我向中國人民衷心地謝罪，心甘情願地接受中國人民所給予的任何判決。”
古海忠之講完後，年輕計程車兵和下層軍官們紛紛爭先發言，情緒激烈，聲淚俱下地揭露著他們的上司犯下的罪行。
對於爭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
鮮血磨亮了我的刀鋒；
“殘酷”這兩個字怎麼能夠形容？
我是個殺人的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