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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當週恩來講完“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這段話時，代表們熱烈鼓掌。
這次會議是周恩來生前最後一次參加的黨和國家的重大會議。
這段話，周恩來逝世後已作為終卷篇編入《周恩來選集》下卷和《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它是周恩來留下的關於國家富強的政治遺囑。
１９７５年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三步發展的戰略，高舉的正是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的旗幟。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鄧小平說：“什麼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就是從現在的實際出發，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實現毛澤東同志提出、周恩來同志宣佈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１２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１８４０年以來的百餘年間，中國因社會制度腐敗和經濟技術落後而處於被動挨打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為尋求救國之路，為中華民族的富強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抗爭、奮鬥，但得到的卻是一次次的挫折與失敗。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之一是：在日本侵略者還沒有被打敗之前就提出了“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的偉大奮鬥目標。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深入地分析了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關係。他說：“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一方面，“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建國前夜，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建國後，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４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指出：“去年，人民政協透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了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也就是規定了中國科學家的奮鬥目標。這個方向和目標是很清楚的，這正是近百年來中國科學家所尋求的。”周恩來：《建設與團結》。《共同綱領》規定的奮鬥目標與毛澤東在七大提出的奮鬥目標相對照，以“和平”更換了“自由”。這兩字之改，表明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最高決策層認識的深化。其一，民主、自由並提，內容相同，可以合而為一；其二，爭取國際、國內的和平是建設富強的新中國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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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現代化目標的確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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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七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在主持起草《共同綱領》時，都把富強的戰略目標確定為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然而，建國頭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經濟恢復擺在第一位，經濟建設尚屬其次。與此相聯絡，在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戰略目標下，具體的現實的目標是努力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實現國家工業化成了具體的現實的目標。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澤東指出：“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３０１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周恩來說：“過渡時期的中心內容，就是實行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５３頁。國家工業化是當時實現國家富強、進行經濟建設的具體目標；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實現社會主義、變革生產關係的具體目標。工業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