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探花帥承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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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和害怕。

但是，見皇上口諭，又不能不讓。於是，便將夫人趙茹倩喚出，由侍女趙茹儐陪同，侍立一邊。

乾隆看過，心中大喜，說道：

“愛卿有福分，有此賢妻，豈怕他業不成。”

然後，他又問道：

“旁邊這位女官，可是何人”？

“此乃吾之令妹。”

乾隆道：

“適才，聽王愛卿講，其修書成果之巨，全賴你的協助了，可是如此？”

趙茹倩道：

“臣妾雖然有區區小事，微不足道。但我所作事，亦多虧令妹茹儐了。是她為我作了許多事情。”

乾隆聽了，又用眼看了一下，只見趙茹儐同趙茹倩一樣俊美、穎惠、聰智，大悅，道：

“真乃俊才女校書，可與唐之薛濤、漢之文姬相比了。可嘉可賀可喜。”

乾隆說畢，復又補充道：

“二位女較書，不知在協理修書中遇到何樣事情，也可講之一二，以為朕之所思作些參閱。”

聽了這話，帥承瀛靈機一動，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前不久，他的二兄帥承瀚由尋陽家中來書說，其妻曹綵鳳之祖父曹寅，曾有存書3287種，現仍存原籍尋陽。但是，根據乾隆帝關於編纂《四庫全書》所下的詔書規定：依書籍的主人所在地為限，由其省巡撫呈報上文，再由所分發之纂修官整理編纂，然後一併入選。然而，曹寅自從於康熙年出任江寧織造以來，其後裔多離開尋陽，居住江南，而後又居北京等處。據此規定，這部分書籍則應由上述這些地方呈送，而不能由鄂東選送，且不一定落於帥承瀛手中。若由他地選送，或不能落於帥承瀛所在三通館，很可能有流失散落之危險。帥承瀚代替曹綵鳳在信中叮嚀，萬望為保全好先祖的這部分典籍而廣加思索。

他們的所慮不是無有道理的。

編篆《四庫全書》，是件好事，也是場浩劫。

乾隆開始下詔徵書時，全國各地藏書家由於驚恐清代所搞的文字獄，而遲遲不敢進獻典籍。

揚州馬裕家，據悉“藏書頗富”。但是，當兩淮鹽政李質穎奉旨前去取書時，馬氏只呈報195種。乾隆得知此情後，諭軍機大臣：“馬裕家，夙稱善於收藏，何所存僅止於此，必系地方官員採辦不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懼，遂憚將善遠匿，故所開書目不精不備。著撫鹽政，善為詢覓，務祈多多益善。”後來，馬裕見隱匿不得，又感皇上之情切，呈報進獻書達五六百種，遂一炮打響。浙江飽士恭、範懋柱、江啟淑等藏書家，均遵旨奉書，“願以家藏舊書，上充秘府”。據此，乾隆帝又施行一種獎勵辦法。首先，以獻書較多的馬裕、飽士恭、範懋柱、江啟淑四家為例，各賞《古今圖書整合》一部；繼而，給獻書百種以上的周原育、蔣曾蓉、吳玉墀、紀昀、汪加藻等，各賞《佩文韻府》一部。乾隆聽說獻書最多的浙江寧波範懋柱家的藏書樓稱“天一閣”，其建築全用磚瓦石灰，因而無畏火燭。於是，便以關懷為名，派官員寅著去天一閣考究，以效仿其建築方法，以利藏書。

乾隆還在詔書中曰：“所進呈之書，繕抄或錄副後，即發還原書。”

其實，這些都是在說謊。

當時，浙江巡撫三寶，從範懋柱家提去不少世間孤本藏書，據四庫提要及浙江採辦官員統計，共有638種。但是，《四庫全書》告竣後，並未有發還原書。範氏的“天一閣”藏書樓，只不過是多了一部御賜毛裝《古今圖書整合》。其效果，只是起到一些裝璜門面罷了，還得日日焚香供奉，著實添了許多麻煩。

其原書，有許多被翰林院學士和參加纂修《四庫全書》的官員帶回家中，成為私有。更有的流入廠肆，已無法找到。

藏書家失去書，甚為痛苦，更有因痛苦而致死者。

乾隆所以放縱這樣做，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透過編纂《四庫全書》，對全國藏書進行一次刪削、修改、掃蕩。原來，滿洲族在清太宗皇太極前，稱為建州女真。後金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改女真族為滿洲族。在滿清進入中原、定鼎北京前，明代的書籍中稱其為“建州奴酋”或“建州夷部”，多有汙衊、抵毀之詞。透過這次纂修，進行一次全面刪改。對於那些認為是詞意牴觸的“違礙”、“狂悖”之書，大量禁絕和焚燬。

據郭伯恭依據《禁書總目》、《文獻叢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等書考核，編纂《四庫全書》所銷燬的書竟是《四庫全書》所著錄與存目總數的十倍，其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