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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地溫和。它同時也極不徹底,因為它只有一個非常消極的主要目標,即推翻清朝的統治。但在幾個實際問題上革命者和各省份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須在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統一的中國才能遏制來自外國(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凱是當時惟一具有足夠經驗、能力和背景領導一個新政府的人。到12 月底時,孫中山、黃興和其他革命者們達成了共識,認為袁世凱是中國避免內戰、混亂和外國於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凱這方面,在對他忠心耿耿的將領們的支援下,高踞於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個層面上既明且暗地一邊與清廷要價,一邊又同南京臨時政府的革命黨人談判,最終達成了總體解決方案:1912 年2 月12 日,極概中的宣統帝(以後被稱為“溥儀”) “順天意,應民心”地宣佈退位,清王朝至此壽終正寢,古老的中華帝國和它的君主政體亦隨之消亡。孫中山於是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袁世凱被南京臨時政府選為孫中山的繼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場兵變(祿步倉之變)為袁世凱提供了藉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煩。3 月10 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職,在一部臨時憲法的範圍內行使職權,直到議會被選出、一個合於憲法要求的完備政府成立為止。
袁世凱大總統後來“背叛”了選舉了他的革命黨人,止如他已經背叛了在危難之際任命他為總理大臣的清廷一樣。但是1912 年的中國社會群龍無首,全國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來承擔社翟重任。在這場空前的政治危機中,滿洲人本來可以拒絕金錢收買而訴諸武力,北方本來可以被用來對抗南京政權,而不久之後就變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來也完全可以抓住這一機會。但正如後來形勢所證明的一樣,袁世凱有足夠的手段驅逐滿洲人、贏得外國的承認並欺騙革命黨人,從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維持下來。日本人由於內部意見分歧,始終無法在採取積極對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國要求中國保持統一。孫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們,一來無軍隊,二來得不到各省民眾的廣泛支援,雖然深知中國必須有強有力的統一政府,但他們無法滿足這一需求。當各種各樣充滿愛國激情的大眾都希望建立一種強人政權的時候,袁世凱作為惟一的候選人出現了。
這樣,當從遠古就有的中國君主制被廢除時,一位擁有實力者的出現為這一劇變提供了緩衝。但是中國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因為此時的國家首腦已經得不到傳統禮教對至高權威持有者的認可了。儘管和西方的神權政治不同,中國統治者歷來無庸置疑地高置於萬民之上;而袁世凱不是這樣的一位統治者。這樣,一方面失去了傳統上對最高統治者權力的認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權力認可習慣尚未形成,袁世凱及以後軍閥這些古代天子的繼承人,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賴武力維持其權威。當一些新的認可習慣建立起來後,人們發現他們並不是當年革命黨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這樣,1911 年的革命標誌著在這個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國度中一場遲到的中央權力的危機開始了。
中華民國陷入軍闊混戰
到了1912 年,在此之前就已經像海嘯一樣席捲了全世界的經濟、政治、社會、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轉變,開始將中國文明碾為童粉。那些從當時起經歷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時代的中國人經受了每一個層面上個體或是公眾、實踐上或是理論上的大混亂。沒有任何一處地方對一種新秩序、一種民族力量的復興和國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尋求,比在中國受到更長時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接管了己經不復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職能後,很快就卷人一場與革命黨領導人的權力之爭。從1912 年到1916 年,他使用了賄賂、軍事力量、暗殺等各種伎倆,脅持國會,肆意篡改憲法,最後用盡心機企圖恢復帝制。他所有這些舉措都給自己打上了獨夫民賊的烙印。
1912 年3 月,袁世凱依照共和政體的要求,任命自己的親信唐紹儀為總理,責成他組織一個10 人內閣。唐紹儀早先曾留美就讀於康涅狄格州。這個內閣中有4 位同盟會會員,湖南人宋教仁即為其中之一。他是黃興的親密戰友和臨時約法的主要起草人。這部約法劃分了總統和議會的各自許可權,所以不久就出現了關於應該由誰來控制內閣及其行政許可權的爭執。唐紹儀總理沒有聽命於自己的政黨,也沒有背景和自己的財政預算資金,甚至不能控制內閣中各部的部長。當他看到袁世凱不想讓他管理內閣,他和其他4 位同盟會會員在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