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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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這些鴉片運往廣州以西尤其是廣州以北的內地，但後來改由洋商洽海路從廣州運往廣州東北的內地。

無能的清政府面對如此猖撅的鴉片走私生意，竟然採取了裝聾作啞甚至暗中推波助瀾的政策。早在1729　年清政府就下旨禁止買賣、吸食鴉片，1796年又下令禁止國內生產和進日鴉片，並於1800年後一再重申這些禁令。但隨著鴉片生意日趨繁榮，政府幹脆採取了默許縱容的態度：鴉片販子錢可通神，所以鴉片亦成為當時官場腐敗的又一根源。官員們一來貪圖厚利，二來又懼怕會惹惱在幕後操縱鴉片生意的黑社會中人，儘管上面三令互申地禁菸，下面卻睜隻眼閉隻眼，或將一部分賄賂轉而孝敬＿［司乃至朝廷。當政府高層而對曝光、訛許和物議而信譽掃地時，他們感到最安全的辦法莫過於不再受理走私鴉片的案件1821　年，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命令珠江下游的接貨船離汗廣州，於是外商開始轉向廣州東北的泉州等地尋找市場，這種“沿海貿易”比在廣東三角洲時還要猖撅，很快在18　世紀30　年代就趕上幾了廣州鴉片生意的規模。

鴉片生意受到中英兩國的一致看好，不但英國的商業擴張依賴於鴉片生意，而且隨著中國吸食鴉片人數的增加，在中國還形成了勢力強大的走私組織，這進一步導致了政府的腐敗：一個多世紀以來，清廷例行從廣州的貿易中提取利潤以補貼國用，但鴉片生意卻只是養肥了私人、鞏固了“廣東的商業利益戶’。與之相類似，英國向中國出口鴉片所獲取的商業利潤也增強了英國向中國進行長期商業擴張的野心；換言之，鴉片生意進一步推動了英國的在華利益。

但不幸的是，英國此時又因行會商人財力不足而受到打擊。當時行會商人中最著名的首領為怡和商行的伍浩官（伍紹榮），其人靠做生意（他甚至透過北美波士頓旗昌洋行的朋友投資海外）而發了大財。不過，伍浩官只是一個例外。大部分行會商人往往缺少資本，並飽受官府的敲詐勒索，因而不得不向東印度公司舉債，後者則往往追加資本以買斷下一季度的茶葉、絲綢生意。不過，當時並無追查債務的法律機構，所以行會商人債臺漸高，但公司對他們也無可奈何：

當時外國人對中國官府隨意逮捕、拷打人犯亦卜分反感，而由於中英兩國對於個人權利與責任的看法不同，兩者的法制傳統也因此而大相徑庭。出於這個原因，在廣州的英國人於1784　年以後拒絕由中國的法律來審判英國的殺人犯，美國人於1821　年亦如法炮製。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等於治外法權，但中國方面對此一汽沒有明確表態。

英國政府接管東印度公司

自由貿易的倡導者於1834　年成功地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英國在華貿易的壟斷，井派遣一名政府貿易督辦到廣東代理海外商業事項。這時爆發了危機。這位蘇格蘭籍的督辦納皮爾勳爵，毫無外交經驗，對亞洲事務一也不熟悉：他倉促受命，在幾乎沒有什麼準備的情況下卻要完成一件兒乎不可能的任務：建立中英兩國間的平等關係，並就此結束以往的朝貢制度。清朝的地方官們白然拒絕了建立平等關係的要求。很快他們就中止了中英兩國的貿易往來，這正是他們壓制外商的慣用手法、於是納皮爾便散發中文揭帖譴責中國官員無視兩國間的商業往來和商業利益。對此滿清官員則切斷了英方的所有供給而報以顏色。二．納皮爾勳爵的兩艘戰艦衝出珠江主航道口，與岸上的清軍進行了交火。這時清朝皇帝下令英軍歸降，否則即用武力將他們驅逐出境、

行會商人和英方的自山貿易者同時呼籲雙方讓步妥協，這在一定程度上幾緩解了雙方的緊張對峙局勢、納皮爾辭職寓居澳門後一於1834　年10　月因病在當地去世，他的繼任者在此後的4　年中推行綏靖政策，但此時英國內部關於對華政策卻產生了兩派不同的意見，以查甸？　仃弟鉅公司為首的大多數英商均要求英國海軍為納皮爾勳爵所受的侮辱而懲罰中國，並以此為藉口迫使中國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以丹特公司為首的對立一方則希望以商業利益為重，主張息事寧人。廣東的官員則要求英國政府委派一名官員以負責英國的在華貿易事務。

這樣，廣州的商業體制到1836　年便土崩瓦解了中外貿易不再侷限與廣州一地，“公行”又中外貿易尤其是鴉片生意的壟斷也被打破了　，行會商人時常因無力償還債務而破產，東印度公司對中英貿易的壟斷也被眾多相互競爭的私營者所取代，而拒絕聽命於行會商人的英國督辦也取代了東印度公司對英國商人的管理。中英貿易成交額增加了，但其中的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