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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幾頁報告中他們都插入一張表格，表格上的公司名字“紐伯格—亨德森和羅勃”分外引人注目。
當我們與藤本銀行結束業務關係的同時，我們也結束了獨家代理協議，雙方都同其他公司做起了生意。我們同另外兩家日本銀行建立了業務往來，它們透過電報給我們傳達購買債券的指令。這些電報使用5個字母的編碼，這使得電訊費用大為降低。雖然有時候編碼會出錯或意思含糊不清，而且我們的生意夥伴是用日語思考問題，但兩年來業務開展得異常順利。但是我們也有過一次不幸的事故。在這次事故中，日本人表明了要樹立自己的信譽的決心。（那時候，東方民族被認為詭計多端、兩面三刀。）
在接到這家東京銀行的指示之後，我們買進了數十萬美元的債券，並及時向他們作了彙報。但他們發來了一份電報，上邊寫著“取消訂單。請確認”。於是我們便取消了訂單中剩下的那些採購計劃，並回電“訂單已取消”。接著我們把已經買進的債券運往日本。一個月後當債券到達日本時（那時候沒有空運），東京的朋友又驚又怒。他們堅持認為他們已經取消了這筆交易，因此他們不會承擔任何責任的。當然，我們則聲稱：在華爾街，“取消訂單”指的是取消還未執行的那部分訂單，如果他們希望取消整個訂單，他們應該用電報告訴我們“取消採購”。（儘管那時已經太晚了，因為我們已經執行了部分交易。）我也不夠聰明，沒有在電報中將這一點講清楚。
在運送債券期間，債券價格有所下跌，造成了數千美元的損失。我們同設在紐約的橫濱鑄幣銀行（Yokohama Specie Bank）就此事進行了交涉——該銀行是日本的政府機構，是日本金融界的官方代表。不久後，他們便按實足的金額付清了債券欠款——雖然他們完全有理由建議由雙方分擔損失，因為這是相互誤會造成的。
我和三木成了好朋友。他經常來我家，而且似乎很喜歡我們的猶太菜餚。他也帶我到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那家日本俱樂部去品嚐豐盛的日本菜。就是在那裡，我平生第一次嚐到了日本菜的美味。讓我驚奇的是，我居然吃了那麼多用無數調料浸泡而成的生魚片。但在地上連坐兩個小時並非輕鬆愉快的事。
三木經常給我介紹日本的顯要人物，他們大多是金融界人士。有一天他問我是否願意同他的朋友桑貝先生一起吃飯。桑貝先生是位英俊、壯實、和藹可親的人物。在吃飯時我們談論華爾街及其他種種見聞。當我們準備離開時，永遠笑容可掬的三木對我說：“格雷厄姆先生，你是否願意下星期到森林山體育場去觀看桑貝打球？如果你想去的話，我很樂意給你一張票。”這時我才意識到同我一起吃飯的正是那位著名的日本網球選手，美國公開賽單打比賽的奪標大熱門。我們竟然一點也沒有談到網球——這可是我最喜愛的一項運動啊！我有多遲鈍、多不走運！
35年後我訪問日本，並與三木純吉重敘舊誼。回到日本後，他做了大阪證券交易所（Osaka Stock Exchange）的官員，後來又成為神戶大學的金融學教授。他領我參觀大阪證券交易所，並與那裡的官員會面。我走進董事會辦公室，裡邊坐了一大群人。介紹完畢後，三木以非常平淡的口氣對我說：“格雷厄姆先生，現在請你花40分鐘時間給在座的各位講一講證券分析的原理。我很樂意做你的翻譯。”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在這種環境下我只有盡我所能了。每當我講完一句或兩句話後，三木教授便把這些高度專業化的詞句譯成日文，然後滿屋子的人便點頭表示理解。
在我與三木重逢期間，他領我到大阪最好的飯店，在那裡我見到了日本藝伎。由於美國客人絡繹不絕，有家飯店就在它們的矮桌子底下挖了個坑。人們坐在地上時可以把腿伸到坑裡。這樣西方人就舒服多了。飯店裡的藝伎相貌出眾、衣著華麗，她們的歌舞和三絃琴演奏非常嫻熟。在長時間的宴席中，她們不時地照顧客人。她們對美國的舞蹈知之甚少，但透過我那優雅的舞姿學會了一點。我們玩了一些無傷大雅的遊戲，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讓我們仍回到1920年去吧。有天晚上三木來到我家，讓我教他玩撲克牌。我教了他一種玩法，他認真地將每手牌的牌值記在小本子上。他一邊與我玩牌，一邊不停地將手中的牌與筆記本比較。這樣玩了幾輪後，他滿意地宣稱已經學會了，並準備與他的朋友一起玩。幾天後我問他結果如何，他搖著頭，可憐巴巴地說道：“格雷厄姆先生，你可真是一位好老師。我輸了很多錢給我的朋友。”我回答說：“天哪！我有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