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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緊急會議在瞿秋白和李維漢等人主持下開得頗為順利。這一方面得益於瞿秋白早些時候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系統批判；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共產國際想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共領導層的決心。羅明納茲在“八七”會議上始終是個“中心人物”，他在糾正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右傾錯誤，提出土地革命、武裝鬥爭方針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產國際的和他自己的“左”傾錯誤觀點帶到了中共黨內，為中共黨內的“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同時也開了中共對犯錯誤的同志在組織上進行宗派主義過火斗爭的先河。
張國燾回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將“八七”會議透過的《告全黨黨員書》發給他讓他閱讀，用張國燾的話說，他是“讀了又讀，有不少的感想”。
張國燾跟著陳獨秀犯了右傾錯誤，隨著陳獨秀、彭述之的停職，原黨內高層領導人中，張國燾無形中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自從羅明納茲到中國後，張國燾在黨內的地位不斷下降，加之他對羅明納茲的意見不能苟同，還有追究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策略錯誤和為陳獨秀鳴不平的要求，這自然為瞿秋白和羅明納茲所不悅。
到上海後，張國燾對於黨內正在增長著的“左”的錯誤逐漸看得越來越清楚，但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意見講出來，擔心再次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張國燾這種擔心或者說投機心理並不是沒有根據，因為他已經從“八七”會議的檔案中看到了懲辦主義的苗頭。這一點當時中共黨內其他人也有感觸，周恩來就認為： “‘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不僅沒有讓陳獨秀參加，而且還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頁。
“八七”會議興起的懲辦主義之風，使自以為是的張國燾也心有懼意。還在剛到汕頭時，他就向中共中央報告： “弟不日即返滬，報告一切，對於八月七日之決議及告同志書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擁護，並欲日內回滬，面受處罰。”《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頁。
也許張國燾認為一方面積極要求處分，一方面對現中央領導的工作保持緘默，就會僥倖免受處分。但他估計錯了。
11月6日，張國燾在《中央通訊》第7期看到張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廣東省委聯席會議上的報告，立即意識到這是對他極為不利的一個訊號，如果不予理睬，定會使他陷入困境。於是，11月8日，他給中央臨時政治局並擴大會議寫了一封信，希圖澄清自己。
張國燾為什麼對張太雷的報告如此敏感呢？
原來，張太雷在報告中談到南昌起義的情況時說： “中央已決定對張發奎的態度，如張不與汪精衛聯絡則到東江之後始解決之，否則在潯便解決他。故贊成南昌的決定，並派恩來去主持，同時國際亦決定要幹，內容詳細我雖不知，但決定要幹我是知道的。後中央又派國燾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動同志更堅決執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國燾假傳聖旨，說國際不主張幹，他亦極力反對幹國燾這不僅損失個人的信仰，而且是損失中央的威信，因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國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355頁。
張國燾深知，如果中央臨時政治局接受了張太雷的建議，那麼他必然會受到處分。所以，他才決定給中央寫信為自己辯護。
張國燾在信中首先說明張太雷的報告與事實不符，因此有根據事實慎重申明之必要，然後詳細敘述了南昌起義前的7月26日會議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經過。對於他是不是“假傳聖旨”，他這樣寫道： 在7月26日會議上，羅明納茲傳達國際來電的內容是： 如暴動毫無勝利希望，則不如不進行暴動，張發奎軍中同志盡行退出，派往農民中工作。張國燾從會議討論的情況分析，認為大家總的傾向是： 推遲起義，避免過早與張發奎分化。所以，他奉命到南昌後，就從這個認識出發，不贊成舉行南昌起義。儘管後來他還是同意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但他始終認為對於暴動應取慎重的態度，不應過早和張發奎分化。在信中，他不承認自己是假傳聖旨，他寫道： “若說我是假傳聖旨，我是心不服的。”《張國燾致中央臨時政治局並擴大會議的信》（1927年11月8日）。
無論張國燾怎樣為自己辯護，從11月9日至10日召開的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