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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輝煌。有了糧食，可以擴大紅軍，增加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可以增強根據地反“圍剿”的實力以粉碎敵人對根據地瘋狂的包圍會“剿”；可以增強根據地軍民的團結，穩定人心；可以有效地衝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以擴大根據地的影響總之，糧食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而張國燾在這方面無疑取得了成功。張國燾在糧食問題上的成功，使他在鄂豫皖根據地的聲望日漸提高。
不過，張國燾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決根據地糧食問題的過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釋出的關於舉行糧食運動周的通知中，就提出對種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雜糧的態度問題“是一個鬥爭的任務，不論哪個負責同志，如果對於這一工作存翫忽的態度，他就不瞭解糧食問題對於我們目前鬥爭的重大意義，就是間接幫助了敵人”。從正面意義來理解，這種說法無非是要求每個黨員、負責同志以高度負責的態度來重視這個事情。但在戰爭年代，在鬥爭情況極為複雜的情況下，“間接幫助了敵人”就不是個簡單的態度問題，而是要掉腦袋的問題。除此之外，張國燾在指導解決糧食問題的過程中，還不斷在人們頭頂上揮舞著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帽子，給一些幹部群眾思想上帶來很大壓力。
七 東進南下之爭
曾中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參加過北伐戰爭。 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參加黨的六大，是年冬回國，任中央軍事部參謀科長。1929年10月負責工農武裝工作。1930年秋任鄂豫皖特委書記、軍委主席。徐向前回憶說： “曾中生同志來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軍委主席，相當得力。這位同志，有戰略頭腦，工作實際，善於總結經驗，也能團結同志。根據地遠離黨中央，獨立性大，主要領導人的選擇特別重要。後來拿掉曾中生換上張國燾，是失策的。”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頁。曾中生之所以被拿掉，是因為他是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派到鄂豫皖工作的領導人，所以王明中央在《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區域成立中央分局決議案》中寫道： “鍾聖（即中生）同志，必須在堅決的放棄立三路線與對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的錯誤，而堅決執行國際路線的條件下，才能參加中央分局，與擔任軍委書記。”《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頁。
張國燾到鄂豫皖後，為了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對曾中生這個六屆三中全會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幹部便不很信任。透過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張國燾站穩了腳跟，但他同時也看到了根據地的一些領導人對六屆四中全會和中央分局的不滿。如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擴大會議的情況時說： “在正式會議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線及決議全文，至多在會場上對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評而已。但在會場上就有許許多多同志中之議論，表示其對中央分局之不滿，不是說中央分局督促批評太嚴，就是說中央分局使黨員恐慌離心，不敢說話，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開批評了陳定侯極端右傾的關於工會問題的文章，他就到處宣傳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擊，此種言論並未遇黨員群眾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經過了中央分局與他的兩天會，批評說服他對中央分局之不滿是不正確的，在他完全承認錯誤與允許將中局路線傳達到四軍中去後，中央分局才贊成他繼續四軍政治委員之工作；但他始終不出原文如此。昌浩同志之批評，對中局採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軍後，不但沒有傳達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決定改造紅軍之任務，反進行反中局之鬥爭。”④《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146頁。
張國燾所說的曾中生“進行反中局之鬥爭”，是指他與曾中生等人發生的“東進南下之爭”。
事情還要從鄂豫皖根據地紅軍粉碎敵人第二次大規模“圍剿”之後說起。
蔣介石在第二次“圍剿”被打破後，便調整兵力，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而對鄂豫皖根據地則暫取守勢。曾中生等紅四軍領導人鑑於外線敵暫處守勢，根據地內糧食供應十分困難的情況，乃向中央分局建議： “留一部分兵力結合地方武裝掃清商南親區等地的反動武裝，集中主力南下蘄黃廣即蘄春、黃梅、廣濟。地區，恢復根據地，解決糧食問題，並牽制敵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