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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參加會議的代表成分十分複雜，所以會上曾發生過不少衝突，但由於共產黨人善於掌握政策，排解糾紛，採用民主討論、互相協商、求同存異的方法，從而避免了分裂，使會議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各項議程。
提交大會並透過的決議案中，罷工援助案、工會組織原則案、剷除工界虎倀案，是大會討論最熱烈的提案，這三個核心案中，有兩個是共產黨人提出的。
鑑於共產黨在會前和會中的顯著影響和作用，大會代表一致動議： “全國總工會未成立前，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通訊機關。”鄧中夏對此評價說： “這次大會的成功，無疑引導工人階級開始走向全國團結的道路”；“這次大會的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地位的提高，大會透過‘在中國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之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案，事實上便是公認它是全國惟一的領袖。再則每個決議案差不多都有‘大會委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如何如何’字樣，根據這些決議案，實際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已有指揮全國職工運動之權。”鄧中夏： 《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75頁。
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的整個程序中，共產黨人發揮了極其出色的組織作用，其基本政治主張被與會代表普遍接受，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全國各地工人中的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發揮重要政治影響的起點。
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積極活動，促進了全國工人運動的開展。僅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上海工人在書記部指導下就發動了48次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7萬之多。
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注意。1922年2月，租界巡捕房查抄書記部機關——上海北成都路19號，並傳訊了李啟漢。3月，張國燾從蘇俄回國後，得知這一情況，便採取了措施： 辦公處不存秘密檔案；《勞動週刊》儘量不登煽動性文字；人員儘量分散居住，秘密工作；聘一英籍律師為法律顧問。
這些措施在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但不料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後不久的6月初，李啟漢再次被便衣偵探誘捕。
李啟漢的這次被捕，董鋤平認為是張國燾的錯誤所致。他回憶說： “有一次，有一個人和我們聯絡要買50份《勞動週刊》，而且還要談談工作，李啟漢、張國燾和我三個人都在那裡。下面響起了敲門聲，我們從視窗望出去，看見這個人穿了長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張國燾要李啟漢下樓去和他接頭。李啟漢下去後，講話的聲音很大，這表示情況不好，我和張國燾就翻牆從隔壁跑了，李啟漢被抓去了。其實，這次當我們發現來的人不對路時，可以不去開門，張國燾更不應該叫李啟漢下去接待。”董鋤平： 《回憶勞動組合書記部》，《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
李啟漢被捕後，《勞動週刊》也被迫停刊。7月16日，租界巡捕房查抄北成都路19號，並以有礙“租界治安”為由，要求會審公廨將其封閉。7月25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正式被查封。
在這種情況下，書記部只得於8月遷往北京。從此，書記部的工作改由鄧中夏負責。張國燾仍負責全國工運工作。
十一 宣傳黨的主張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去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四大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四大在莫斯科舉行。中共代表陳獨秀、青年團代表劉仁靜、工會代表王俊出席了會議。期間，由張國燾暫時負責中央全面工作。在這短短的三個月中，張國燾一反往日注重實際工作、不善舞文弄墨的特點，發表了多篇政論文章。
眾所周知，多年來，陳獨秀靠著一支筆，向社會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或抨擊時事，或宣傳新思想，總是言簡意賅，入木三分，具有強烈的說服力和吸引力。張國燾的文章無論從語言的運用還是從看問題的深度上，都無法與陳獨秀的文章相比。不過，這些文章在指導全黨的思想和向社會表明共產黨的政治態度方面也確實起到了喉舌作用。同時也是研究張國燾在20年代初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張國燾這一時期的文章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
張國燾認為，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軍閥統治是中國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