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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起草的《中國勞動組織書記部宣言》
凍的勞工，隨處都可以發現”。而童工的生活更是悲慘，“他們的康健犧牲在這剝奪制度之下，他們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從極年幼的時候，就變成了本國或外國資本家的富源開發者並變成了資本家的新式奴隸”。工人的痛苦生活“一定會迫著他們自己團結起來，向著他們的東家——剝奪者——為有力的奮鬥”。這就需要一個有力的組織，“我們只有把一個產業底下的勞動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組織起來，做成一個產業組合。因為這樣一個團體才能算是一個有力的團體”。寫到這裡，《宣言》告訴讀者：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合起來的總機關。他的事業是要發達勞動組合並且我們相信將來的世界一定是工人們的世界。”《宣言》還以嶄新的姿態，第一次向工人指出他們現有的所謂“公所”、“工會組織”，是分散了工人的力量，是沒有“反抗的能力”的，“而且勞動者把他們自己分成什麼寧波幫、廣東幫、江北幫等是不行的。這是把自己分裂的方法，怎樣能拿著這種團體來和資本家奮鬥呢？”《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561頁。
《宣言》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指出工人們要爭取解放，爭取自由，就必須打破幫派觀念和對黃色工會的依賴，樹立普天下窮人是一家的思想，並以極通俗的語言，向工人們發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召喚。
這篇不超過千字的《宣言》，猶如清新和煦的春風，使工人們的耳目為之一新。
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不久，工人們便把它看作為自己伸冤說理的地方。
據董鋤平回憶說： “那時，勞動組合書記部很活躍，人家也知道這是共產黨辦的，來找我們實際上就是找共產黨，我們並不感到害怕。”“工人要罷工就直接來找我們。”“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寶隆醫院中的護士也到勞動組合來找過我們，因為醫院裡的德國醫生態度粗暴，欺侮她們，當時民族自尊心很強，大家要罷工反抗。這件事是透過同濟大學學生羅綺園去發動她們進行鬥爭的，結果是勝利了，德國醫生向大家道歉。”董鋤平： 《回憶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頁。
那時，能為中國人爭回一點自尊，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書記部未正式成立前，其成員就介入了上海浦東英美菸廠的一次罷工鬥爭。
7月20日，浦東英美菸廠工人為要求改善待遇發生罷工事件。張國燾、李啟漢在報紙上看到這一訊息後，便立即決定參加進去，進行一次領導工人罷工的實踐。於是將李啟漢的辦公地點作為領導罷工的臨時辦事處。張國燾、李啟漢的介入，使工人自發的罷工鬥爭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罷工堅持了兩個多星期，終於由廠方接受工人一部分要求而宣告勝利結束。
勞動組合書記部正式成立後，各分部的工作也逐漸開展起來。
不料，這時發生了一件在黨內外震動很大的事情——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被捕。這件事也在張國燾的歷史上留下了一個至今仍然解不開的謎。
中共一大後，陳獨秀辭掉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於9月中旬回到上海，仍住漁陽裡2號，開始行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的職責。這時，中央工作只有他和張國燾、李達三人，別無工作人員。他們三人常在陳獨秀臥室樓下的客堂間或統廂房聚會，討論當前工作。在這裡，他們決定宣傳工作仍以《新青年》為公開宣傳刊物，由陳獨秀主持；李達編輯《共產黨》月刊，作為秘密宣傳刊物；張國燾主持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中央局還決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種共產主義讀物。
正當中共中央積極開展工作時，10月4日下午2時許，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們突然包圍了陳獨秀的家，抓走了陳獨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陳家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搜去了在陳家堆放著的《新青年》雜誌及一批書籍，並在陳家四周佈下暗探，使前去拜訪的邵力子、褚輔成也相繼被捕。
陳獨秀等人被捕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李達迅速通報各地組織派人到上海共商營救事宜。
馬林也為營救工作四處奔走，花錢請律師、買鋪保。10月5日，在馬林的請求下，法國律師包和出庭為陳獨秀辯護，提出： 被搜到的書籍有無過激言論，還需詳細查察，請求展期訊核。法庭遂判陳獨秀拿出白銀500兩，人銀交保，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