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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蘇童給兩個世界劃出的一條界線。沒有“庫文軒意識”的存在，這兩個世界便難以構成。
不可承受之輕使得庫文軒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紀念碑，方可自沉於河底。作為個體的他至死捍衛自己以及其時集體虛擬的，對立的兩重天。庫文軒曾在河裡獲得過生機——母親遇難後裝著他的籮筐隨潮水漂走，他因此與神話掛鉤——鯉魚在河中託著他，庫文軒便是在這種帶迷信色彩的精神環境中長大的。這樣看來，或許庫文軒一代和“庫文軒意識”的悲壯謝幕，正是中國社會祛魅的兆徵。
李某認為，該小說用第一部分《兒子》的第一句（也是僅有的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給《河岸》定調的同時便已經給世界劃出了疆界，此外，還暗示了自己小說的表達方向——以個體意識為標準來劃分兩重天。庫文軒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庫東亮是庫文軒的兒子，兩代“兒子”是兩代人。庫文軒喪失了個體意識，而庫東亮並沒有喪失個體意識，他們生活在一起，共同親歷了磨難。故事的敘述者庫東亮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將“我”划進故事的同時，也將“我”劃到了旁觀者的席位。
作品以人倫關係作為故事發生的起點，以人的個體意識作為新標準，以通透的“沒有什麼可抱怨”（見蘇童小說第二段）作為敘事的情感基墊。《河岸》傳達的重點將不再是反思，不再是批判，是具備大胸懷之後用個體意識、個體的擔當來看待歷史，正視我們曾經存在的生活，用健康的心態構建我們民族誌學中遺缺的一頁。
《河岸》告訴我，中華民族是我們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本民族，自己所在的時代負責。再次默唸小說的第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發現小說的敘述者“我”（庫東亮）和歷史保持了親切的距離，五味雜陳，但毫無怨尤。是的，“沒有什麼可抱怨”，因為，那“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
我隱隱作痛，意識到《河岸》容納的是我們民族，曾經生活在虛妄和迷狂狀態下的許多人——他們的一段歷史或他們的整個世界。
最後我想說，《河岸》是一部可以一句一句讀的作品。每一句話都飽含能量，不準確的比方是把它們稱為居里夫人提煉的鈾，或許《河岸》將以原子彈的形式在大腦中爆炸。
《河岸》：混亂如迷的歷史和現實
《河岸》：混亂如迷的歷史和現實
宋 強
面對歷史和現實，我們往往面臨表達的困惑，不得不借助隱喻企圖更深切地加以觸控。蘇童選擇的是“河岸”。“河上”與“岸上”針鋒相對地存在著，“河上”的“一小撮人”是非正常的、落後的、有歷史汙點的，“岸上”的廣大人群是正常的、優越的、沒有“汙點”的；“河上”的人整年漂泊，習慣了被隔離、被排斥，像麻風病人一樣被排擠，偶爾雙足踏上久違的土地甚至會“暈岸”，踏入“岸上”人的地盤還必須接受監督，連岸上的乞丐都可以盛氣凌人地對他們指手畫腳。“河岸”是兩者的分割處、交界處，也是愛恨情仇集中發作的絕佳場地，於是，歷史的謎團、現實的蕪雜在“河岸”紛紛上演。
“我父親曾經是鄧少香烈士的兒子”，當父親是烈士兒子時，他是書記，“我”是書記的兒子，而當歷史被重新描述父親不再“擔任”烈士兒子時，書記成了發誓永不上岸的“河上”人、魚人，“我”則成了“空屁”，“比空更虛無，比屁更臭”。這顯然是對那段非正常年代的隱喻，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時代背景一直延續到80年代，“河上”人的被離棄狀態其實一直存在著，甚至到現在，它仍然壁壘森嚴地矗立在人們內心，“河上”與“河岸”的對立是時代的頑疾。
造成這種離棄狀態的原因是混亂如迷的歷史與現實被無序地操縱。“歷史是個迷”，這是書中不斷強調的判斷，一切人的寵辱悲歡得意失意都與鄧少香烈士的歷史有關。蘇童用看似隨意的幾句話點出了歷史本身的混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傳奇，鄧少香的傳奇撲朔迷離。”鄧少香真正的面目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對她進行塑造，那些關於她私奔的、好高騖遠才去鬧革命的說法“嚴重玷汙了女烈士的光輝形象”，於是專門召開批判會肅清流毒。出於現實的需要，傳說中她放在籃子裡逃脫一命的嬰兒被找到，“我”的孤兒父親搖身一變成為庫書記。而很快，歷史被重新翻出，搭救庫書記的封老四原來是土匪，一個假設很快流傳，封老四之所以指認庫書記就是烈士兒子，目的在於“用狸貓換太子的手段，矇騙組織，讓自己的私生子冒充了女烈士的後代。”又傳出，得以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