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國家-誰在與世界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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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幾乎完全是威爾遜式的。羅斯福總統剛一宣戰便說，“我們參戰，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本國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處的這個世界對我們的孩子們來說是安全的。”當然，美國後來在戰爭中崛起，成了居絕對優勢地位的國家。不過，它做了這種超級大國前所未及的事。它擯棄了實行單邊政策的老傳統，為實行多邊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冷戰，世界將會怎樣？設想一下這個問題會非常有趣。但事實上有冷戰存在，杜魯門總統決定以現在大家已經熟悉的方式做出反應。他說，“如果我們的領導地位發生動搖，將有可能危機世界和平，而且肯定會危及到美國人民的安康。”

美國及其盟國在冷戰中藉以戰勝共產主義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這麼幾點為基礎的：首先，美國是從自己與盟國以及多國機構的關係角度界定自己的國家利益的，而聯盟和多國機構組成的目的在於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維護與促進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式的實行。其次是要維護一支規模龐大的正規軍事力量，並建立強大的巨型軍工聯合體。這支軍隊顯然屬於常備性質，而維持這支軍隊需要從國民生產總值中拿出3％～10％用在國防上，第三是習慣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儘管美國完全清楚，支援那些獨裁分子和專制統治者有損於自己自由鬥士的聲譽，但只要這些人聲稱反對共產主義，它還是會頻頻地去支援他們（現在記憶猶新有伊朗國王，菲律賓的費迪南德·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韓國、巴基斯坦和臺灣等地一連串的軍事獨裁者。）最後一點是，自由貿易和開放時常與推進民主不可分割地連為一體，這樣做的指導思想是，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實行會導致政治自由化。當然，這些政策對美國的商業利益也不無好處。於是，冷戰就這樣經過前文提到過的美國人對財富與山巔之城的尋求而取得了勝利。

對美國安全威脅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爭先恐後地採用民主政治和市場資本主義，再加上自由貿易，似乎令人感覺幾乎沒什麼可爭的問題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中宣告，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在這個時代，採納普遍適用的美國價值觀和價值體系，或者更廣義地說，“西方”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將會在全球確立繁榮與和平。既然美國的價值觀已經明顯取得了勝利，那麼，這個國家可以趁機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減它的軍事設施，關掉不少遠方基地，修改美國在國外的義務，安安心心地給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國可以作為“山巔之城”牢牢地站穩腳跟了，可以像約翰·溫思洛普總督幾個世紀前設想的那樣，高興地讓“所有人都看著我們”了。

然而，前蘇聯及其它國家的軍隊解體後，美國的軍隊和開支雖有所減少，在國外的存在卻依然規模很大，在世界軍事力量和軍費開支中的比例實際上仍在增加。美國在冷戰期間運用過的霸權逐漸開始呈登峰造極之勢。冷戰期間，美國只是在同等國家中坐頭把交椅。它雖然是那些五花八門的盟友的領袖，但遇事仍要透過協商才能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一致，而今卻在朝著完全聽憑美國做主邁進。將美國推向這種地位的有慣性和習慣之力，有龐大的專業武裝部隊帶來的好處，有空想社會改良家威爾遜那種美國例外論和單邊政策的復活，也有1991年的海灣戰爭，以及經濟日程表上專案的增加。

不過，失去了能與之抗衡的強國後，有些矛盾就浮現出來了。如果我們這個樣板國果真那麼強大，還要這麼多軍隊和槍炮幹什麼呢？戰略家們對這個問題最初的回答是，蘇聯雖然被消弱了，但它還能製造動亂和地區性衝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國。另外，要想保障新興秩序朝著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美軍就必須保持優勢狀態。海灣戰爭的發生，更是對這種想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這種想法的背後，卻有著更根本性的原因：歷史結束，勝負盡顯。在1997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克林頓總統曾責備中國站在了“歷史的錯誤一邊”；1998年7月，他在香港發表的一次演說中說，美國已逐漸開始界定“歷史正確的一邊”了。用來自喬治亞州的共和黨人，眾議院發言人紐特·金格里奇的話說，美國目前正處於“財富、勢力和機會都無以倫比”的時期，可以左右世界命運，這個機會決不能白白浪費掉。後來當上國家安全顧問的孔多利扎·賴斯對克林頓的說法表示贊成。1999年，賴斯對洛杉磯對外事務委員會說，根本問題是美國是否“承擔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應負的責任。”

“歷史正確的一邊”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貨物、資訊、貨幣和人員流通的一切壁壘，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