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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
《莊子·天運》：“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稱洞庭為平野。
曾幾何時，湘、沅、澧諸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與長江交匯，洞庭湖地區還只是一片河網交錯的平原。
後來環繞君山的所謂“洞府之庭”形成了一個大的湖泊，才有洞庭湖之稱，始作俑者就是奸臣張居正。
嘉靖、隆慶年間，張居正為了保護自己家鄉江陵的安全，打著維護“顯陵”（在湖北安陸）的旗號，採取“舍南救北”的方針，在荊江北岸築起黃檀長堤，迫使長江水沙由荊南進入洞庭湖區。
揚子江的汛期長達半年，從春夏之交的桃花汛，一直延續到九月中旬的秋汛過後才結束。
張居正為了一己之私，罔顧國家社稷，讓湖南這個魚米之鄉根本沒有發揮作用。
湖南沒有發揮作用，朝廷每年的稻米產量自然嚴重不足，國庫庫存也就不可能豐足。一旦大面積天災降臨，則大事去矣。
不管張居正做了多少值得誇誇其談的事情，說他禍國殃民半點都不冤枉。
從每年的桃花汛開始，湖南必然變成一片澤國，大片稻田沉入水底，於是“百姓皆成魚鱉，每年溺死數以十萬計，待哺災民無以計數”。
每年秋汛過後，冬季馬上就到，從而造成了“湖南魚米之鄉災民遍地”的曠古奇觀。
正因為如此，後來張居正被“反攻倒算，掘墳鞭屍”，湖南百姓無不拍手稱快，當然是有道理的。
天可欺，地可欺；君可欺，朝廷可欺，百姓不可欺。這就是張居正的下場。
熊儲決定立即趕到洞庭湖一帶，並不是要搞清楚君山四周為什麼變成了湖泊，而是要救命，救一個故人的命。
這次緊急北上，本來就是熊儲離開雲南之前就已經決定的，也是軍師萬練統一的一種戰略手段。
之所以會有這麼一個手段使出來，關鍵問題還是在五省總督朱燮元身上，至少當初以為是在朱燮元身上。
因為朱燮元殺了奢崇明、安邦彥之後，又接受了水西土司安位的投降，平定叛亂的戰爭基本結束。
然後向朝廷上摺子，仿照諸葛亮當年的說辭，提出了不在水西設立衛所、不設定郡縣官吏、更不安排軍隊的九個原因。
既然最大的威脅已經解除，熊儲認為自己可以安心離開，到傳說中的大觀堡去看看究竟怎麼回事兒。
熊儲臨走之前，給徵南將軍萬練留下了未來的發展方針，基本原則就是慎之又慎：
“偃旗息鼓，休養民力；獎勵農耕，儲糧備荒；向北通商，向西掠畜；慎重擴軍，多察敵情；等待時機，一鼓而定。”
為了讓徵南將軍府的萬練能夠暗中平穩發展，那就需要把朝廷的注意力轉移出去。
能夠吸引少年皇上崇禎視線的最好目標，那當然就是叛逆熊儲在另外一個地方現身，並且搞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動靜。
居於這種認識，熊儲才決定立即揮師東進，準備執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戰略計劃。
到了大觀堡以後，透過苗三冠和彭無影的解釋，熊儲才知道整個北方已經亂了套，朱燮元這個五省總督，根本不能繼續留下兵馬在雲南磨嘰。
身受重傷的斥候兵，是範連成的斥候營一個小頭目。
經過熊儲利用內力救活以後，他又說出了一段怪事。
原來，皇太極攻破京師北面長城隘口，兵鋒直指京師，當然天下震動。
既然天下都震動了，山西近在咫尺自然也震動了，於是就驚動了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已經被撤職的原朔州城守備參將：張英。
張英，並不在乎誰來當皇帝，唯一的目標就是忠於大明朝廷。
現在女真韃子膽大妄為，竟敢輕騎攻入長城，張英頓時拍案而起。
可惜發怒是沒用的，因為他現在是孤家寡人，進京勤王一個人派不上用場。
武將，在關鍵的時候就是一根筋，張英也不例外。
他現在怒火中燒，一心要和女真韃子拼個死活，所以闖進朔州城守備兵營尋找監軍要兵。
監軍還沒有接到進京勤王的命令，當然不能同意。況且張英還是一個戴罪之身，更不可能交給他兵權。
現在四處造反的大有人在，萬一張英帶兵造反，那誰也不能擔保不是嗎？
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