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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前幾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擾琴軒了。”張之洞面現悽惶：“慰庭，你這一走，就該輪到我了。”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欽顯皇后特達之知，國家柱石，攝政王極敬重中堂的，聽說曾跟中堂虛心請教，如此批折，足見是以師禮待中堂。”
“我請攝政王多看看‘雍正硃批諭旨’。”張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終於搖搖頭說：“‘南人不相宋家傳’，南人亦可哀也已！”說完，踱著方步往外走。
袁世凱帶著他的兒子送到停在廳前的轎子邊，看他上轎抬走，方始轉回身來，一面走，一面問：“南皮剛才唸的那句詩，我沒有聽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傳’。”袁克文答說：“彷彿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詩。”
“你倒找來我看看。”袁世凱說：“何以南人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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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全眷回籍，其實還是袁世凱先走，家眷隨後出京。因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軍稍微寬一點。充軍是旨下即行，出城找個地方暫住，再備行裝，奉旨回籍雖不必這樣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鴻璣之例，為袁世凱掛了花車，可是送行的場面，卻不能相比。瞿鴻璣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門生，捧老師的場，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時不自檢點，驟失簾眷，被禍到此為止，決不會有何株連，且很可能還有復起之日，不妨留個將來京華重見的餘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凱不同。私宅致意，還不甚要緊，公然車站送行，顧慮甚多，亦因為袁世凱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車之時，情景淒涼，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兩個僚友送行。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升為學部侍郎。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爭，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摺子，唯有把它“淹”了。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於他的手筆。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斗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只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穫。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別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別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著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別自有說”是由於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詔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弒君”，益覺不平。於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歷史是交代得過的。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捫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佈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絕交二十年而復交一事，袁世凱得意之情，溢於詞色，臨歧話別，而有此豪情快語，自然使人高興，楊度不由得從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蘭地，以蓋作杯，快浮一白。
“不過，如今談立憲，亦猶如三十年前談洋務，太時髦了！是故立憲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凱拍著楊度的手背說：“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後英雄，可稱憲政的保姆，自然是立憲派。我看康梁就不見得了。”
“康梁師弟，似乎應有所區分。”嚴修說道：“如混為一談，稍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