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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自述 我的歷史
我是一八 九八年的十一月在湖南省寧鄉縣的鄉村名叫道林炭子衝出生的。我的父親名叫劉壽松，母親姓魯。他們都是以農為業。父親雖然受過相當長時間的教育，但他很勤勞 ，仍參加並指揮生產。我們兄弟姊妹共六人，我是最小的。他們都是很勤勞的農民，在我父親指揮下工作。我父親有祖父遺產田地六十畝，自己耕種三十畝，出租給別人耕種三十 畝（因三十畝地離開我莊屋很遠），但又在我家附近租來別人的十五畝土地耕種。不請長工，但有時僱主零工幫助。由於父兄勤勞節省的結果，家庭經濟逐年有很少的剩餘。我的 父親在我十三歲時即已死去，家裡的事由我哥哥管理。我家裡的人從來不做壞事，對我的教育與影響是很正派的。
我小時在鄉村讀書，又在本縣小學畢業。但因家庭貧苦，我的哥哥無力供給我升人中學。由我自己的努力奮鬥及哥哥的幫助，才又在長沙的一箇中學畢業。但再無力升人大學 ，便在長沙的一個軍官學校（湖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不到一年，這個軍官學校即被軍閥戰爭所摧毀，我又失學。後來又由我的奮鬥到北京的大學讀書，參加了當時有名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此時我才開始讀到一些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和文章，即與社會主義派的人物接近 。在一九二○年的冬天，即由一位相信社會主義的老先生賀明範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了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長沙，又由長沙到上海，進了當時青年團及陳獨秀等創辦的 外國語學校（上海霞飛路新漁陽裡六號），學習俄文。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初我和幾十位同學即被青年團派到莫斯科的東方大學學習。在莫斯科由青年團轉入共產黨。
我是東方大學第一期畢業的。只學習了八個月，即被共產國際派回中國工作。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初回到上海的。
我到上海後，被黨中央分配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從此開始我在中國職工運動中的活動。我現在的名字，即是這時參加職工運動用的名字。當時勞動組合書記部是公開 的，黨是秘密的。
一九二二年秋天，中央又派我為駐湖南的黨的特派員，即與毛澤東領導的湖南區委共同工作。當時毛澤東及湖南區委的負責同志都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有公開職務。
我到湖南不久，粵漢鐵路工人即發生*。毛澤東與我都是指導這個*的。但*未結束，中國著名煤鐵公司漢冶萍之下萍鄉煤礦工人又鬧風潮，我又到江西西部的萍鄉煤 礦，在那裡指導了全礦工人的*。這個*是完全勝利的。我們在工人中的威信極高，全礦工人即舉我及另外一個黨員為工會會長。我在萍鄉煤礦工會中一直工作了將近三年， 只有很少的時間抽出來去參加漢口與長沙的職工運動。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到上海工作，又到廣東籌備了中國第二次勞動大會的召開及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成立。五一大會開幕，在大會上我被選為全總的副委員長（委員長為海員林 偉民），會後我又到上海參加了當時日本紗廠工人*的指導。由於上海英日的當局壓迫這個*，槍殺工人顧正紅，就引起了上海南京路的“五卅”示威及“五卅”血案，因此 又引起了上海工人的總同盟*與商人罷市及學生罷課和全國的反抗運動。我當時在上海總工會工作——指導*。
上海*後，情況惡劣，我即回到湖南，然而終被湖南省長趙恆惕逮捕入獄。但因此引起全國各地工會及國民黨對省長的攻擊，一月後趙乃不得不釋我出獄，驅逐我出湖南境 。
出獄後，我即到廣東全國總工會工作。一九二六年夏北伐勝利，我隨全總遷至漢口，在漢口工作。
大革命失敗後，我在上海、天津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到滿洲工作，任黨的滿洲省委書記。在滿洲被捕一次，由於證據不足與我在法庭上的奮鬥，兩個月後被宣告無罪出獄。
一九三○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職工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在大會上我被選為職工國際執行委員，在職工國際工作。
一九三一年冬回到上海秘密工作，一九三二年冬到江西蘇維埃區工作，在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被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團之一員。
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我在紅軍中工作，曾任紅軍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
紅軍到陝北後，工作一個時期後，我被派到天津秘密工作，任*中央北方局書記。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發生，我和北方局遷移至鄉村游擊區域，和八路軍總司令部一起，組織與指導華北的游擊戰爭與建立抗日根據地。
一九三八年冬，我到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