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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認為殺盡漢族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一部分，就可以永久奴役漢人了，十月初三的“汗諭”中，命將未殺的“築城納賦”之“小人”（即勞動者），全部編隸汗、貝勒的拖克索（莊），每莊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莊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賦”。編丁隸莊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每備禦各賜一莊”。這樣一來，原來“計丁受田”的漢民，失去了“民戶”的身份，淪落為奴隸制農奴性質的“莊丁”，被迫繳納數倍於“計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賦，人身奴役加重，剝削更為厲害。
遼東地區的大多數漢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漢民以外），從“計丁授田”的後金國“民戶”，下降為繳納高額地租、慘遭莊主壓迫的封建農奴，嚴重地加深了遼民的苦難，農奴制莊園惡性擴充套件，遍佈後金轄區，應該說這在政治上便於鎮壓漢民反抗，不失為一招好棋，但是在經濟上由於八旗奴隸主不善於農業生產，還妄自尊大的不吸收漢族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在經濟上來說，造成糧食大減產，這是東北農業很大的倒退。
後金天命八年六月，努爾哈赤決定派兵屠殺復州兵民時，絲毫不顧及對生產的破壞，這種只顧洩憤不顧長遠的做法，連他一些有一定經濟頭腦的兒子們，甚至漢奸都看不下去了，他的女婿“撫順額駙”李永芳諫阻說：“所謂復州之人叛者，非實也，恐系人之誣陷矣。”
李之本意是應當慎重，等努爾哈赤氣消了之後再進諫，讓他顧忌一下自己稱霸根本之地的農業生產，不要竭澤而漁。可是，已經殺紅了眼的努爾哈赤卻大發雷霆，厲聲指責自己的女婿李永芳“以明帝為長久，以我為短暫”，“心向明國”，蔑視金汗，竟革去他的總兵官職，捕其子來審訊，後雖復官，身為努爾哈赤女婿的李永芳卻再也得不到信任了。
既然努爾哈赤如此狠毒，讓遼民們不得不逃亡臨近的山東等地，不過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這些討回祖國的遼民們的下場也沒好到哪裡去。
這就和大明朝的小政府政策有關了，朱元璋自以為小政府不擾民，卻是沒有想到，小政府，小財政初期老百姓負擔是小了，但是政府賑濟災民的能力不也是變小了麼？事實上在明朝前期農民起義就是此起彼伏，這和明朝小政府小財政賑濟災民的能力不足有很大關係。
而到了明末，因為人口密度的不斷增加，小財政賑濟災民的能力低下的弊端就越發明顯了。遼民們逃到中原之後，本來人口密度的不斷增加，明朝初年，官府拿出可以耕種的土地給予災民的這套自然不好使了。小財政又拿不出賑濟災民的錢來，遼民們為了求生，自然和當地的居民產生了極大的衝突。
遼民們湧入山東的太多，政府無力救濟，連吃飯都困難，就只好降低自己的身價，給口吃的就行，導致很多山東地主以此為藉口用農奴化勞動，取代佃農制度，或者說的通俗些就是給口吃的就願意當牛做馬的遼民們多了去了，你一個佃農還想叫四成租子就種我的地？地租調高到七層，甚至八層，你願意幹幹，不願意滾！
後來這矛盾實在讓山東官員們怕出大亂子，不過政府一沒有荒地安置，小財政又沒有錢，這可怎麼辦呢？既然解決不了遼民的問題，就解決遼民本身吧！
明末的山東總兵劉澤清想出了一個天才的主意，以遼民們可能有建州的奸細混入為理由，直接把遼民們都抓捕起來，然後作為農奴買賣……
總而言之在山東由於明朝奇葩的小財政體制問題，官員們的天才設計，地主趁機壓榨農民，外來遼民們和本地人矛盾徹底激化了，後來投降滿清的明朝將領之中著名的“遼東三礦徒”——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在山東之亂裡面大肆屠殺山東百姓，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有這種地域矛盾的影子。
現在在山東，不論上下貴賤，排斥遼民那是主流民意，這也是所謂的四爺敢於敲詐黃大力的原因，如果不是黃大力的遼東腔，就憑黃大力這一身豪奴的打扮，他這個無賴如何敢惹呢？
而且更讓四爺這流氓興奮的是，黃大力的主子很有錢，卻是遼東口音，這種好殺的肥羊，自己不訛詐一把，簡直是這輩子白活了！
38殺人
當然，這遼東人穿的體面，是有點來歷的，看來得拉大旗作虎皮才行……。想到這裡，四爺對劉白羽鞠了一躬：
“這位遼東老爺，按理說呢，一個人十兩，那是夠了，咱呂四也不是訛人的傢伙！只是這八個遼民可不是我一個人的，您看我這一身粗布行頭，也買不起八個大活人不是，實不相瞞，這八個遼民其實是山東總兵劉
